沈曾植:你再读十年书,跟我谈书法还差不多

ShiYan

2019-01-30 20:06:25

20世纪初,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不远千里来拜访了正在读书的沈曾植后,甚为欣喜,写下一篇《中国大儒沈子培》,称沈曾植是“中国文化之典型”、“中国之完人”。

然而时势弄人,时间往后推移不久,除了王国维、陈寅恪、王遽常等少数人时不时念叨他以外,他的经世之才,因其不合时宜,逐渐被学术史渐渐遗忘,偶然出现的“沈曾植”三个字,也让人感到陌生。

正如几年后沈曾植的《自寿诗》中所云:“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

对,世间的确是有这样的厉害角色:沈曾植学贯中西,无论天文地理,经史子集,亦或音律书画,别说你听过的学问,就算你没听过的学问,他都懂。

套用现在的话,沈曾植就是终身学习的典范:在刑部工作时,他通读古今律法;在他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为跟俄罗斯打交道,把辽金元史读了个底朝天。曾经就有个沈曾植版本的“李白草诏吓蛮”的故事。

原来,俄罗斯使臣喀西尼将俄人拉特禄夫《蒙古图志》里所载的《唐阙特勤碑》《突厥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受里登罗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送到总理衙门,这位俄国使臣认为中国人不可能研究得了这三通碑,于是有意考校中国人学问。

沈曾植看后,轻轻松松就写了三篇极为精彩的考证性跋语,因其文极其精彩,俄国既震惊又佩服,三篇文章随后被西方的学者广泛引用,帮积弱的晚清政府大大的扬了国威!

以至于后来康有为也把沈曾植视寐叟为带头大哥了。康有为对沈十分服膺,曾跋其绝笔书云:“若其行草书,高妙奇变,与颜平原、杨少师争道,超轶于苏、黄。”

清末“四公子”之一吴保初的墓志,章士钊原想请康有为书写,一贯自视甚高的康有为却说:“寐叟健在,某岂敢为?”最后是康有为撰文,沈曾植书志,传为佳话。

“公车上书”后,保守派大怒,对康有为的报复在所难免。而沈曾植则教康有为,你假装沉迷金石,就能骗过这些老东西。事实证明,果真奏效。

后来一次因为嫌弃康有为太爱说大话,沈曾植对他这个曾改写中国历史的小弟康有为说:“你再读十年书跟我谈书法还差不多!”康有为也不恼火,只是“惭而退”。

没办法,康有为这辈子没服过谁,就服沈曾植:康有为的加速变法就是沈曾植督促的;而当康有为成了光绪帝的大红人后,沈曾植又送他一本《唐顺宗实录》,警示康有为切勿过激生变,康有为因此得以保全性命。

不仅是活跃于政坛的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王国维向沈曾植数次求教的事也是被后人传为佳话。王国维的名篇《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就把沈曾植捧到了天上。

王国维很少赞誉什么人,沈曾植病逝后,王国维更是在挽联中写道:“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更是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对沈曾植来说,学问已属自娱之事,所以很少动笔著述。王国维却是有心人,他把两人的谈话内容记录整理出来,加上自己见解写成专著。通过和沈增植的交往,王国维不仅从沈曾植处读到一些罕见的古籍珍本,为沈氏编辑诗稿,而且通过聊天,受到诸多启发,直接促成了一些学术论著的写作。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就是在二人聊天的基础上完成的。

不仅对著述的态度与大多数人不同,沈曾植的书法强调的是以心性去书写,而非简单的书家之字。

沈曾植在刑部任职额十八年之中,常常到琉璃厂去买书和碑帖。当时琉璃厂有名的碑帖店之一“澄清阁”,是沈曾植经常光顾之处,因为沈增植去得太勤,经常有传言说掌柜以极低的价格把宋拓本的《礼器碑》卖给了沈增植,气得其它大买家跑到沈增植家里去看究竟,结果看到了明拓本的《礼器碑》才说不出话来。后来,沈增植藏书最多时曾达到30余万卷,足见其书法修养积淀之深厚与广博。

在清朝末年,当大多书家在学碑而贬帖之时,沈曾植却熔碑帖于一炉。正如胡小石所评价的:“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而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

他的弟子王蘧常回忆说:“沈氏作书行笔速度极快,下笔力量也很重,而其转指最为灵活,有时候甚至笔管倒卧于纸上。” 这样就很好地避免了流滑的弊病。沈曾植书法,常体现出汉碑的生拙顿挫,线条浑厚,宽博自在,在“不稳”中显得到位,这种到位,如曾熙所说:“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也因此,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他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认为他已经把“书学的奥秘豁然贯通”。

王蘧常把老师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六十岁之前“为孙隘庭临《郑文公碑》,绝少变化”;六十岁之后,“真积力久,一旦顿悟,遂一空依傍,变化不可方物”。

在书法评论家眼中,书学家的字求法,画家的字求趣,学者的字得书卷味,碑学书家有金石气,帖学书家有滋润丰膄肌理。但唯有沈曾植的字兼而有之,独擅其美。

辛亥革命之后,沈曾植对政治上的失意,开始隐居到上海,潜心研究各类学问,虽然沈曾植并没有太多专门的论述某一门学科的专著,但他的许多观点和看法都被记录在沈曾植的各类文稿、日记、批注之中,之所以在市面上没有专门的有关沈曾植的专著图书,是因为沈曾植留下了太多的涉及各类学科的图书批注。

这其中不得不说的一点就是上述的沈曾植藏书达30万卷,什么珍贵的宋元刊本、地方志、文献等等不计其数,再加上沈曾植的各类碑帖题跋,更是不计其数,这也为整理沈曾植的相关资料增加了许多难度。

沈曾植,作为清末书坛巨匠,于碑学草书有开宗立派之功,这得益于他对诸多学科的精深研究。从沈曾植的身上可以窥见,今天书家局限于书法技巧的学习和探索,而忽视了学养以及其它学科的钻研。为书法而书法的片面,致使今日之书家都缺乏内心的豁达和人格的高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今天沈增植不应被遗忘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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