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 Motte是如何让150万人在柏林街头蹦迪的?

douhongyi

2019-04-11 17:06:46

我去过柏林的朋友都跟我说,“移民柏林吧,那里太好玩了!”,“那里没有英国人的高冷装逼,以及总想审视别人的劲儿。”,“关键物价还低,也感受不到歧视,大伙儿都特酷,是真心喜欢某种文化来的。”

北京和柏林这两座颇有年代的城市,在本周六会有一次音乐上的交融,创立 Loveparade(爱的大游行)的主创 Dr. Motte 以及数位音乐人将就柏林与北京电音现场的发展做对比,进行深入的讨论。当日晚,全部嘉宾也将在 Lantern(灯笼俱乐部)进行 “汇报演出”。

年轻人的活动永远离不开跳舞,作为锐舞文化的发源地,柏林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热爱跳舞文化的人们的梦之地,谁都想体验一把 Berghain 的声场,哪怕被保安拒之门外。今天我们要采访的这位电子乐老炮也许能给你讲讲柏林最让年轻人着迷的那些事儿。

Dr.Motte

“如果跳舞文化能一直延续,柏林就还是我们的那个好柏林”

莫特博士(Dr.Motte)不是医生,也不是博士,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是柏林著名朋克摇滚乐队“死亡飞行员”的成员,其后转向电子音乐领域,成了柏林的著名DJ之一。1989年,莫特博士和几个朋友在柏林选帝侯大街上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和平游行,这就是日后轰动全球的“爱的大游行”(The love parade)。电子舞曲音乐成为90年代最重要的青年文化运动,而爱的大游行就是这场运动的代表。

现在,这一音乐游行每年仍有百万人参加,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柏林的城市标识。

在接受《摩登天空》杂志采访的时候,莫特博士不仅给我们展示了自己的“金库”俱乐部(Tresor)永久会员铜牌,甚至还给我们介绍了他的腰带和鞋的故事,还有那件抢眼的、来自柏林的 SYLD 设计师商店的手工夹克。这几乎让人忘了面前的这个人生于60年代。

摩登天空(以下简称 M):你年轻时柏林的音乐环境是什么样的?当时你都是怎么获得音乐信息的?

莫特博士(以下简称D):我成长于单亲家庭,我出生时,父亲和母亲就离婚了,两个哥哥跟父亲生活,母亲一人带我和妹妹。她平时上班, 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做政治方面的工作,还是一个合唱队的成员,在家会听贝多芬、德沃夏克和古典歌剧。这就是我的成长环境。 幼儿园的时候我的乐感和嗓子就都很不错,而且也擅长跳舞和表演。我经常听广播里的音乐,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每次 R.I.A.S 柏林电台和SFB电台放音乐的时间我都会坐在收音机边儿。 

1974年,我14岁的时候,一个哥哥给我了一盘融合爵士乐磁带,里面有齐克·科里亚(Chick Corea)、赫尔比·汉考克(Herbie Hancock), 还 有“ 天 气 报 告”(Weather Report),很多是即兴……我简直为那些音乐疯了。从那时开始,我迷恋起了爵士和其他新音乐。 当时,在我经常买食品的商店5分钟的路程里,有一家名为“音地”(musicland)的唱片店, 我的零花钱几乎全进了那儿。现在那家店的主人拉尔夫仍然健在。

M:冷战期间,你生活在什么地方?当时的西柏林和东柏林人,在接触音乐时的物质落差是否很大? 

D:我在西柏林长大,这里没有德国驻军,被英美法军队接管,柏林之外的很多人飞到了西 柏林,因为这里有自由,而且生活很容易,很多艺术家之类的人也来了。因为柏林实际上被四个国家军队控制,所以我们能听到来自英德法俄的各种音乐。 

柏林的未来是什么样,当时没有人知道,所以房子空出很多,也很便宜,一间普通的公寓大概是12000德国马克,也就合今天的6000欧元,30000马克就可以买下一座很气派的房子——这不过是一个画家卖一幅画,或者一个音乐家办几次演出的收入。所以,他们都蜂拥而至,把柏林这座城市变得像一个惬意的小镇,找乐手组乐队,找场地办演出在当时都很容易。80年代时,莫妮卡·多苓(Monika Döring) 帮助推出了很多柏林乐队,在诺兰多夫广场 (Nollendorfplatz)的大都会(Metropol)大剧院办了他们的演出,还把他们带出国。 另一边的东柏林则完全相反,你想要“自由”,就得进监狱。

Dr.Motte

M: 后来据说你还有过买磁带的经历?

D:这都得从头开始说……我中学的时候学习很差上不了大学,后来就找了个建筑方面的工作。你能想象吗?当时在德国做个建筑师甚至不用上大学,哈哈。 然后到了80年代末,我身边的一些朋友成了朋克,我也特别憧憬那种生活。当时我辞掉了工作,开始卖自己收集的磁带,这些磁带主要流向克罗伊茨贝格地区的酒吧和咖啡馆。朋友的乐队我也会录,各种地方淘来的新磁带,如果要混录一盘的话,我有一个本子记录每首歌的时长。因为我总是在追求最新的音乐,所以这条路走得很顺当—— 我有三台磁带卡座机,用来拷贝已有的音乐,而 我总是随身背着它们。有的时候一个买主会出 50 欧元买磁带,在当时也算一笔巨款了,我完全可以靠卖磁带养活自己。

M:当时你也有自己的乐队?

D:对,其实也是偶然,1976年的时候一个朋友在玩一个即兴乐队,缺一个鼓手。他问我“你能来吗?”我说我从没玩过鼓,他说“没关系”,啊?我就去了,后来我就成为了乐队的一员,我给自己买的第一个乐器是一个牛铃,后来我母亲给了我2000马克,我才有钱置办了一套鼓。

M:后来你在 涡轮罗森海姆(Turbine Rosenheim)做DJ,你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 这个传奇的俱乐部当时什么样?

D:80年代早期时,我自然而然地开始在私人派对上做 DJ,然后 又开始举办我自己的主题派对。1985 年,我的一个DJ朋友邀请我去他所在的一家小俱乐部,做周三夜里的 DJ,我记得他说“你既然总背着那么 多磁带,为什么不做 DJ 呢?” 我的俱乐部DJ生涯,就从一些悲伤的放克曲开始了,但仅仅半年之后,这家俱乐部就因为噪声问题被关了。

1986 年 9 月,我和那个俱乐部的两个 DJ 还有一个负责商务的哥们一起开了我们自己的俱乐部——涡轮罗森海姆。我们共同的理念就是只放独立音乐——没想到很受欢迎!我在周六的晚上11点到周日早上 6 点做 DJ,当时我们每周都要去买唱片,因为只想要最新的。 两年之后同样是9月,我和我的朋友们做了柏林第一个酸性浩室舞曲派对(Acid House Party)。

Dr.Motte

M:酸性浩室舞曲在当时接受程度如何? 

D:酸性浩室舞曲是我们从英美的杂志上了解到的,当时柏林有一家俱乐部,每首歌只播放一次,也就是说,你不能两次听到同一首歌。这两者都是我喜欢的,所以我想,为什么不做一场酸性浩室舞曲派对? 我们拍了一部录像,叫“酸性生活 360 分钟”,里面有一些对喜欢酸性浩室音乐的年轻人的父母的采访。然后我们在场地里布置了烟雾机什么的……演出的那天是周三,烟雾让我们觉得 整个房间没有边界,所有的音乐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不夸张地说,当时整个柏林都要炸了! 但是1990年,我退出了涡轮罗森海姆,因为我对原创音乐感到有点儿无力了,就像对着自己 的父母演奏,但我仍然喜欢酸性浩室音乐。

M:电子音乐的发展在你看来是不是和电子技术和设备的更新是同步的?

D:没错,最开始我们都被EDM音乐(电子舞曲)震惊过, “这是什么东西?我也想做!”,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也会有相反的声音——“有人想用这种东西垄断我们的文化!” 

M:很多人说柏林墙倒塌后,电音就成为 了柏林之声。在你的印象里,是这样吗?电 音是什么样的音乐?

D:我现在仍在回想 1989年。那不仅对于音乐,而是对于全人类而言,都是剧变的一年。 80 年 代 初, 我是 超妙票友(Genialer Dilletanten,20 世纪 80 年代东德和西德的亚文化组织)的一员,有自己的乐队,尽管生活在城市中心,但当时不时产生一种荒谬的错觉——每一天都可能是世界末日。 我说过,我在1990年离开涡轮罗森海姆,我的一些朋友经常会去英国之类的地方看演出,而我当时用杂志打开自己的视野,想看看外面发生了些什么。

当你有自由去和伙伴一起做派对,为什么不去做呢?但是同时,你知道他们有的不过是一个鼓机和一台单声道模拟器。没有排练房, 没有录音棚。我 1992 年的 LP(密纹唱片) 《冷却地球》(Chill Out Planet Earth), 就是靠模拟器、鼓机、混音器和磁带录音机 做出来的。但是没什么遗憾,一切感觉都很对。 所以,归根结底,1989年是不是一种宿命? 很多人的生活因此改变。

M:几乎同时,你创办了“爱的大游行” (Love Parade)。这个主意怎么来的?

D:对,有个英国回来的朋友对我说:“你知道吗, 我们去了一个地下派对,然后警察来封锁了整个房子,他们用扩音器盖过音乐声,然后你猜怎么着,他们就上街演奏音乐了!” 我觉得这个主意太棒了,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在柏林实施这种计划,因为1989年在西柏林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俱乐部,不过我翻来覆去地想了很久,最后决定直接上街。然后就开始说服我认识的各种朋友,大概 6 个礼拜之后的7月1号,我们就做成了这件事。

第一届爱的大游行的口号是 Friede Freude Eierkuchen,意思是和平,快乐和小薄饼, 警察来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只是想用音乐宣传和平,然后给大家发薄饼,哈哈,这是合法的。

M:据说第一次游行只来了 150 人?

D:其实刚开始只有20人吧,7点左右维滕贝格广场(Wittenbergplatz)聚集了 120 人, 没有你说的那么多。那天下雨,我们也就不在乎来了多少人了。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我们大概都喝醉了,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们只知道把这个事儿做成了,和电视台什么的没关系,这不是一个节目,是一种运动,每个人都很幼稚地、兴奋地参与进 来,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为了娱乐。这就是革命。在市中心的商业街上,我们呼唤爱、和平、团结和尊重,而且不仅仅是在夜里。对了,我们还印了一张小海报,上面写着“这 一年,永远”,因为我想着,这件事一定要每年都做。 当时我们有做任何事的自由。当时的政府正忙着推进 私有化,这是一种赌博。当然,也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拥有自由,到处寻找可以办派对的地方。

M:你曾经提到过“爱的大游行”是一种社会实验, 那通过这种实验,你想要得到的是什么?

D:电音对我来说是一片不受限制的领域,所以为什么不去跟随它呢?电音就是自由自在,而非斗争和争斗。它是战争的反面,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应有的方式,也是人类团结起来的方式。电音就是爱的音乐。

M:如今“爱的大游行”仍然是一种音乐运动吗? 

D:“爱的大游行”其实是舞曲运动的一个来源,也是它的一部分。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在 1999 年, 让150万人在柏林街头快乐地起舞而已!

当然,你可能会说,美国有伍德斯托克,那个音乐节对世界文化的冲击更大,但我们讲述的是不同的故事。我觉得“爱的大游行”其实是一种声音革命,而且它就是爱的运动。 不过这些都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乐器电声化。50年代,我们听到了摇滚乐。60年代,从爱之夏到伍德斯托克。“爱的大游行”是20年后的事情,但它依然影响了世界各地的人,用它的主旨——和平,快乐和小薄饼。

M:有人说在今天的柏林,很多电音音乐 人似乎来自东德地区,你感觉是这样吗?

D:一个朋友告诉我,UFO(柏林的第一个纯电音俱乐部)开业的第一天,来的人都是前东德地区的人——那就像是音乐界的一家人终于聚在了一起。

M:在你看来,柏林的夜生活是如何形成的?

D:因为没人知道柏林墙倒塌后会发生什么,在当时柏林只是一个小镇,生活便捷而且舒服,柏林墙倒塌之前就有一些俱乐部了,但是1989年以后,更多的房子空出来了,城市几乎扩展成了原来的两倍大,很多想开俱乐部的人都把握住了这个时机——这就是所谓的“东柏林狂热”。1991年,有了“金库” (Tresor)和“星球”(Planet),我们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后来,就是“宿醉伍迪”(Kater Holzig)…… 如果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话,《家庭之声》(Der Klang der Familie)这本书是个不错的线索,你能知道最开始的时候,柏林的俱乐部是什么样的,那时候,所有地方的人都会来柏林开派对……

听 Dr. Motte 亲口告诉你 Love Parade 是怎么来的(拍摄/剪辑:秀云)

M:作为一个 DJ,柏林这座城市如何影响了你? 

D:有的时候,我会产生一个奇怪的印象——柏林的音乐甚至是过剩的, 每个周末你都能听到各地最棒的 DJ 带来的演出。我也经常吃惊地发现,很多唱片厂牌和公司,根据地其实都在柏林。

M:如今你参与音乐的方式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吗?

D:其实我总是到处晃悠,什么都想做。但我又不想丧失专注力,所以目前我仍然在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做电子乐。我现在喜欢更小的设备,比如,一台音序器和一台合成器就够了。 当然,我不再像原来那么频繁地参加派对了。不过每个7月的第二个周末,我们都会在“自杀马戏团”俱乐部(Suicide Circus)举办我的生日庆祝。 此外,还有厂牌派对、酸性浩室派对、慈善派对和那些只是派对的派对……柏林就是我的游乐场、我的家。

M:柏林人的柏林俱乐部和外国人熟知的柏林俱乐部有差别吗?

D:柏林的俱乐部太多了,差异也很大。那些完全处于地下的俱乐部,大部分坐落于东柏林。如果你去弗雷德里希大街那片区域,就能找到很多地下俱乐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电子乐。 但是这些地方也在面临危机,资本家们虎视眈眈,想从这些地方榨取更多的利益。用文化挣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冒险行为,但这些东西恰恰吸引了柏林70%的参观者,这难道不是价值吗?

M:新的音乐不会打破原有的理念吗?例如现在,很多柏林之外的人会说,随着城市的士绅化,电音已经不再是柏林的标志了。

D:你怎么可能阻止士绅化?柏林政府都不在乎这些。在柏林做艺术家,你可能需要越来越努力地赚钱,却还赚不够房租和生活费。就算你是个小有名气的 DJ,也需要白天做 一份养家的工作。如果你说,这件事在所有地方都在不可避免地发生,我只能承认,这是一种迷人的矛盾。但是我不接受这种说法,因为我只会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但就柏林来说,一言以蔽之,城市的界限确实在改变。我觉得资本家都不知道运营一家俱乐部成本有多高,他们当然也不在乎柏林的音乐多样性或者别的什么。我在今天的柏林,越来越频繁发生的是我们的被忽视……商业正在欺凌文化,并且自认为理所当然。

M:你能想象未来10年、20年的柏林吗? 

D:我希望那时候的柏林,大家仍然能自由自在地跳舞。跳舞和说话不一样, 跳舞能更直接地让人们团结起来。如果跳舞文化能一直延续的话,柏林就还是我们的那个好柏林。


文章来源: 摩登天空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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