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城市:人类群星闪耀时

douhongyi

2019-08-09 18:59:36


罗恩·赫伦,行走城市,1966

©Archigram / 香港M+博物馆

想象未来是人类独特的能力。人类自有聚落以来,就开始了对人居现实的思辨与批判,以及对理想城市的想象与追求。众多工匠、建筑师、规划师、文学家和艺术家、甚至社会改良者,描绘了无数的理想城市。这些城市构想多数从未实施,有的功败垂成,极少数成功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失败者,以及一些没有机会实践的构想,并不是因为平庸而陨落,而很可能是因为,它们的远见超越了所处的时代。这些构想所透射出的理想的光华,仍如群星闪耀,给予当今与未来以启迪。

我们从最晚近的人居设想说起。


01 

太空定居

2012年及2015年,伦敦知名的福斯特事务所先后为欧洲航天局(ESA)[1]的月球殖民项目以及美国航天局(NASA)[2]的火星栖息地设计了一系列外地球人居方案。

福斯特事务所,火星栖息地,2015

©Foster+Partners

方案概述了在宇航员到达之前由预先编程的半自动机器人构建的定居点的计划。栖息地利用星球表面的松散土壤和岩石,设想为一个强大的3D打印住宅,最多可容纳四名宇航员。

福斯特事务所,火星栖息地,2015

©Foster+Partners

随着科技和太空博弈的发展,人类热衷于将目光投向地球以外的空间。但是,福斯特事务所的方案仅仅是人类移居外太空恢弘设想的第一步。

——早在1976年,美国物理学家杰拉德·K·奥尼尔在《高前线:人类殖民地空间》[3]一书中便提出了被称为奥尼尔圆筒的空间定居设计(理论提出时间可以追溯到1969年) ,是一套恢弘的空间城镇计划。


02

奥尼尔圆筒[4]

空间站中的第二家园

奥尼尔圆筒是一种可迁移的太空聚居地,每个直径为8.0公里,长度为32公里,两端通过轴承系统连接,由两个反向旋转的气缸驱动:它们会旋转,以便通过内表面上的离心力提供人工重力。

唐·戴维斯,奥尼尔圆筒插画,20世纪70年代

©NASA Ames Research Center

圆筒空间城里具有和地球上自然和城市相似的环境以满足人类的日常需求:地心引力(人工)、阳光与昼夜现象、空间交通枢纽、工厂和太阳能电站、农场、山峰、湖泊、森林、公园、各式建筑物等。

唐 · 戴维斯,史丹佛环面插画,20世纪70年代

©NASA Ames Research Center

奥尼尔提出这一构想的1960年代,全球关于未来城市的想象极为活跃。涌现了一大批堪称奇异的未来城市想象。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美国建筑师富勒,英国的建筑电讯派小组等。


03

测地圆顶

Geodesic Dome

富勒 (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的研究方向[5]囊括了数学、物理、材料学、社会学、生物学等领域,并始终以科学的态度执行他的设计和理论。

在二战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城市居住环境日趋恶化,人们对战争仍心有余悸。富勒突出《曼哈顿穹顶》的构想,以巨型透明“大罩”为城市提供必要的生态机制,可以创造适合生存的气候。这同时还是一个防御性的大罩,无论是太阳风暴,还是核弹爆炸,都可以被这个“金刚罩”挡在外面。

富勒与萨达奥,曼哈顿穹顶,1960 

在今日看来,这个金刚罩的构想多少有一些荒诞离奇,但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认真务实的构想。在“测地圆顶”的构想提出以后,富勒又在1967年世博会展馆中以“蒙特利尔生物圈”作为实践案例展示了一个生态穹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世博会后,该建筑被永久保留。

富勒与萨达奥,蒙特利尔生物圈,1967

©Archdaily

富勒,生物圈计算图稿(Twelve Around One),1981

 

04

行走城市    插接城市    即时城市

在欧洲,城市的想象又是另一种面貌。在上世纪60年代,6个伦敦建筑联盟的学生成立了一个叫建筑电讯派(Archigram)的组织。每个成员都通过一起发行的《建筑电讯》印刷物向外界发布自己的独立作品[6]。

《建筑电讯》合编版内页(约1970)

©Archigram / 香港M+博物馆


 行走城市 

与富勒的“测地圆顶”相似,赫伦的行走城市代表了一种技术乌托邦主义:军用潜艇与昆虫般的外骨骼和伸展的腿结合在一起。城市的每个单元都包含一整套城市资源。可伸缩走廊将各个单位相连,形成了一个即时和巡回的大都市。图中运用了拼贴的表现手法,拼贴画的超现实元素激发了多位观点,深度和平坦度,这种展示方法有助于在图像上构造一个不仅会走路而且适应无尽变化的城市。

罗恩·赫伦,行走城市,1966

©Archigram / 香港M+博物馆


插接城市 

插接城市其实不是一个城市,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巨型建筑,里面有住宅,交通设施和其他基本服务功能。这一切都通过巨型起重机的帮助进行移动。


沃伦·查克,皮特·库克与丹尼斯·克朗普顿,插接城市,1964

©Archigram / 香港M+博物馆


 即时城市 

即时城市是一种对游牧生活方式的向往,更重要的是,它志在从现代主义城市解放到郊区中去。

这个变形城市中心与建筑的基础传统完全脱节:因为它以气球为动力。在设计中,大型飞艇和热气球进入农村地区,让这些社区感受到城市生活的所有乐趣。与“行走城市”一样,即时城市的居民是游牧民族,乘坐自给自足的城市化飞艇。

罗恩·赫伦,皮特·库克与丹尼斯·克朗普顿,即时城市,1968

©Archigram / 香港M+博物馆


05

无休止城市

与建筑电讯派同期(60年代) ,佛罗伦萨建筑学校体系培养出了一批富有批判性的学生。这些学生对当时的行业低迷状态和建筑专业的停滞不前感到沮丧。其中一部分学生在毕业后聚集在一起并在社会上获得了“意大利激进派”的称号。其中最为出名的三个组织:UFO, 超级工作室(Superstudio)和阿基佐姆协会(Archizoom Associati) ,而后两者的社会影响力最为广泛。

1964年左右,6人创建了Archizoom协会并开始了作品创作。作品旨在将现代主义带领的消费主义冲动推向荒谬的极端,以批判被异化的现代城市。

阿基佐姆协会,城市透视图《无休止城市》,1969

为了强化反讽的效果,Archizoom和超级工作室在1966年联合举办了一个名为“超级建筑(Superachitecttura)”的展览,并合作发表了“激进宣言(Radical Manifesto)”:

“超级建筑是为超级生产,超级消费,超级诱导消费,超级市场,超级人类和超级气体而服务的建筑” 。

在1969年出版的《无休止城市》[7]中,读者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设计平面图和图像去想象出一个永无边际、消费主义至上、完全被室内化和工业化城市的未来。它和建筑电讯派那一类积极瑰丽的展望完全不同。

阿基佐姆协会,城市平面图,《无休止城市》,1969

 

06

虚无的城市碑体

Superstudio

成立于1966年的超级工作室通过作品“连续的纪念碑”讽刺了工业化的单一性,被扼杀的本土生态和被资产阶级绑架的建筑行业。

超级工作室,《连续的纪念碑》,1969

©MoMA

创办者之一的 Natalini 在1971年写道:“如果设计只是一种诱导消费的行为,那么我们必须拒绝设计;如果建筑只是一个编篡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和社会模型的工具,那么我们必须拒绝建筑;如果建筑和城市规划只是一个将不公正的社会分割形式化的手段,那么我们必须拒绝建筑和城市设计...直到所有设计行为是旨在满足初级的需求。在那之前,设计必须消失,我们可以没有建筑而生活……”

超级工作室,“在岩石海岸之上”,《连续的纪念碑》,1969

©MoMA

超级工作室虽然和其他同期组织一样几乎没有建成的项目,但他们极具批判性的作品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设计从业者。


07

新陈代谢城市[8]

“新陈代谢”是一个形成于60年代的日本设计运动,它包含了日本的多个设计师与建筑师个体所产出的工业设计、建筑与城市规划作品。主要成员有:丹下健三,菊竹清训,黑川纪章、稹文彦、矶崎新等。其成员与欧洲同期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组织和后来形成的Team10,还有英国的建筑电讯派(Archigram)都有着密切的来往和交流。

新陈代谢派成员们主张城市和建筑与生物一样具有生命,是动态的、有周期性的。在战后城市高速发展与工业化的背景下,成员们在各个设计领域中开始探索一种新的城市生活和形态。

丹下健三与“东京计划1960”,1958

在城市规划方面,丹下健三的《东京计划1960》最具代表性。他带领着他在东京大学建立的的丹下实验室对东京做了严谨的人口和经济研究,并得出了结论:当时的东京已经不能再承受的人口增长和阻滞的交通,一个新的城市空间需要被打造出来从而解决问题。在“东京计划1960”提案中,丹下把未来城市拓展的地点移向了位于大东京区的东南方向的东京湾,设想一条长80公里的主干将东京湾贯穿,沿线伸展出相隔9公里的单位,每个单位沿路都有高达138米的A字型建筑,从而保证为东京提供足够的工作与生活空间。

 “东京计划1960”开启了水上有机城市发展的大门。

菊竹清训 ,海洋城市,1962

矶崎新,空中城市,1962

非常难得的是,新陈代谢大部分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1970年万国博览会的设计与建造,让此次博览会成为了一次新陈代谢运动的作品展。博览会向世界展示了日本战后重建的奇迹和对未来的积极畅想。在博览会取得了巨大成功后的第三年,石油危机席卷世界,从此新陈代谢的未来城市设想便被无限搁置。

大阪万国博览会,1970

©www.oldtokyo.com


08

人类图景中的

生态城市

意大利裔美国建筑师保罗·索莱里(Paolo Soleri)自创了“生态建筑”(Arcology: 建筑学Architecture和生态学Ecology的结合)这个词语,用以形容自给自足型城市的设计。

索列里1969年发表的著作《生态建筑:人类图景中的城市》及1973年的《物质与精神的桥梁即物质正成为精神》中也展现了他的哲学观,以及如何防止污染和保护自然环境的计划。对舒适生活和亲近自然的渴望织就了索列里对未来生活方式的城市概念提案。

图内大标题翻译(由上至下):村庄、美国式郊区、大都会、生态建筑

索列里,从村庄到生态建筑的演变图[9],1969

索列里,六面体生态建筑[9],1969

始建于1970年阿科桑蒂小镇即是索列里理论的实验。阿科桑蒂[10]建立在社区价值观、城市通达度和有效环境责任之上,用有限的城区解决内部需要来替代城市蔓延的发展方向。市内的宽度适宜步行,横穿城市只需15分钟。在小镇的建筑中,索列里使用柔和的曲线去装饰生硬的尖角,使得有机的自然和人造的构筑悄然融为一体,浑然天成。

阿科桑蒂小镇建筑局部

©Archdaily

 ——无论是建筑电讯派的狂想、阿基佐姆协会和超级工作室的批判,还是新陈代谢派的有机思想、索列里生态建筑的倡议,都不同程度地来自于对现代主义前辈大师勒·柯布西耶“光辉城市”为代表的城市设计理念的反思。


09

摒弃过去的

明日城市

柯布西耶[11]对明日城市有着非常明确的诉求,他试图运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把“现在”和“过去”通过空间的方式切断联系,建立一个美好又不受束缚的未来。

柯布西耶的著作之一《光辉城市》[12]是当时的一个理想城市的系统性概念,把重工业、生产、居住和商业分区安置并赋予严谨的区域规划和设计,是理想人居生活和有序自然结合的代表性空间。

柯布西耶,巴黎中心改建规划方案模型,1925

柯布西耶从未停止对未来城市规划方法的探索,并于1928年和一组建筑和规划师们组成了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并在1933年正式发布了著名现代城市规划纲领性文件《雅典宪章(Athens Charter)》[13],成为全球城市规划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柯布西耶与传统迥异的的城市规划理念并不是毫无先兆。有研究认为,他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社会主义规划空间的影响。


10

线性都市[14]


线型都区 

线形城市从一开始就与社会主义理想联系在一起,在1892年西班牙工程师索里亚·玛塔(Arturo Soria y Mata,1844 – 1920)提出的线型都区(Ciudad Lineal)里,所有城区沿着河流平行排列开来,有如一条线将整个城市串在一起。通过这种空间分布,马塔企图解决马德里城市现代化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像是将住宅区安置在上流以便河风由居民区吹向工业区等方法。

玛塔,线型都区规划图,1892

线型城市是马塔通过都市主义来实现的社会进步宣言。这个想法对建筑和规划界的影响巨大,曾多次被借鉴参考,其中包括勒·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计划。在上世纪20年代它也曾作为社会主义城市模板被苏联规划家米柳京采用和推广。


 流水线上的城市 

在米柳京(Nikolai Milyutin,)提出的列宁格勒市规划里,工业流水线的概念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虽然米柳京本人从未公开提及美国工业,但他设想的线性工业城市与理想的福特主义城市非常相似。事实上,苏联的第一批装配线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在底特律生产并运往苏联的,且安装过程也邀请了Albert Kahn(美国福特工厂的建筑师)来作监督。图中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借由“城市流水线”的概念,与住宅区一起沿着河流被建造成一个线型城市。

米柳京,列宁格勒规划图,1930


社会主义城市计划 

1930年,由列昂尼多夫(Ivan Leonidov)带队的俄罗斯建筑组织OSA参加了位于乌拉尔山脉最南端的新城市马格尼托格罗斯的城市竞赛,方案同样围绕着线型城市展开。这种线型城市概念在上世纪50年代初传入中国,随着受邀苏联专家团一起进入中国城市规划的视野。在那个时候,线型城市已经经历了三十年的理论辩论和实践。

OSA,马格尼托格罗斯城内的社会主义安置规划方案(参赛作品),1930

 线性城市理论的最佳实践样本就是中国的经济特区——深圳。

深圳城市功能分析图,1986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深圳的城市规划还深受沙里宁“有机疏散理论”与“人类聚居学”的影响。


11

有机疏散的

现代城市

埃列尔·沙里宁(1910-1961)是一位芬兰裔美国建筑师,是著名的城市有机疏散理论[15]作者。该理论着力于解决大城市过度扩张中形成的各种问题。同时受生物学的启发,他认为一个城市是由许多类细胞的部分组成的,“细胞”与“细胞”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城市应以控制细胞的生长为目标,在安全范围内实现发展的灵活性。

此理论将大城市的拥挤区域划分为几个集中单位,并将它们组织成“活动中的相关和功能集中点”。为了达到控制现代城市的衰败和促进城市发展的目标,需要实现三个步骤:

 1. 根据拟议的计划将破败区域的各种活动转移到合适的地方。

2. 恢复空闲区域的功能性并将其再活化转换为其他最合适的用途。

3. 同时保护新与旧的城市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许多大城市以萨里宁的理论为向导,调整各自城市发展战略,逐渐形成健康有序的发展模式。其中《大伦敦计划》,《大巴黎计划》和《大赫尔辛基计划》被认为是最着名的范例。

埃列尔·沙里宁与贝瑟尔·郑,《大赫尔辛基计划》,1915

埃列尔·沙里宁,《大伦敦计划》,1944

 

12

人类聚居蓝图

人类聚居学(Ekistics) 理论的创立者道萨迪亚斯[16](Constantinos Apostolos Doxiadis)是一位希腊建筑规划学家。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道萨迪亚斯在世界战后重建中贡献巨大:曾受邀为40多个国家的城市、地区和建筑物进行了规划设计,是名副其实的未来未来构想和实现者。

道萨迪亚斯,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大都市框架结构示意图[17],1960

深圳城市结构分析图,1986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道萨迪亚斯准确地预测到,人类未来将会以群居的方式聚集在城市空间里。他认为,建筑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现状仅仅局限于在各自领域进行独立研究;而他倡导的人类聚居学[18]则吸收各学科的成果,在更高的层次上对人类聚居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一方面要建立科学的体系和方法,了解和掌握人类聚居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要解决现有城市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为人类创造良好的未来聚居生活环境。

道萨迪亚斯,动态人类聚居系统的演化图,《人类聚居学导引》[19],1968

道萨迪亚斯,早期城市扩张示意图:由中心向外拓展[19],1969


道萨迪亚斯,多城市扩张示意图:形成区域性的城市群[19],1969

道萨迪亚斯对全世界现代城市规划的启蒙影响深远且广泛。受到人类聚居学理论的启发,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在1993年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大会中发表了“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尝试建立一种以人与自然的协调为中心、以居住环境为对象的新的学科群。

道萨迪亚斯,最为完整的城市有机增长模型图,《人类聚居学导引》,1968

 

结语: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境遇,也会造就不同的未来构想。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有和自然界的关系还没有被完全发掘运用。在全球环境问题还有发扬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不断地回访历史以保持前瞻。

统一的城市规划在如今的世界环境下变得非常艰难,大部分西方国家推行的土地私有化将土地规划权拆分成了系统碎片,使其难以实施连贯的发展计划;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强的优势,便于大范围长期执行一个总体规划,但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个优势需要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反思能力。

回望大量的“未来城市”作品,悲观者可能看到时代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系统性失败;乐观者也可以发现过去设想中对今日的大量教益。今天,大数据和科技相比于个人的设想也许更加完善和科学,但科技仍然只是手段,真正能够引领时代发展的是人们对未来憧憬的思想,永远不要低估理想主义对于人类城市乃至于人类文明的价值。


原创: 张馨月 

文章来源:城PLUS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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