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著名建筑学家罗小未先生:一条围巾、一段历史和一种设计教育思想

卢永毅

2020-06-09 10: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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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建筑学会名誉理事长罗小未先生,于今晨在上海逝世,享年95岁。

罗小未,广东番禺人,1925年9月10日出生于上海,1948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工学院建筑系,1951年任圣约翰大学工学院建筑系助教,1952年院系调整随建筑系师生并入同济大学建筑系,历任同济大学建筑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罗小未先生长期从事西方建筑史教学工作,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历史理论家和建筑教育家,一直致力于建筑历史、建筑理论、建筑评论以及近代建筑遗产保护的教学与研究,特别是西方现代建筑史以及后现代建筑思潮的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在国内建筑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罗小未先生教学与学术生涯回顾

《华建筑》杂志曾在创刊号中刊登了一篇文章《一条围巾、一段历史和一种设计教育思想的回顾》,文章不仅把我们带回了罗小未和李德华先生这对已双双迈入90高龄的著名伉俪的青春年代,更为我们呈现了同济乃至我们国家早期现代建筑教育进程中的一段重要历史。今天,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罗小未先生


2014年,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赠送来访嘉宾的礼品中,新增了一样特别的礼物,一条别致的真丝围巾。说它别致,是因为它那红绿相间的格子图案,简约中有层次,现代中又略显怀旧意味。丝巾来自谁的设计?有何不一般的内涵?

△2014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为来访嘉宾新设计制作的真丝围巾礼品,周鸣浩等设计

这丝巾是出自学院新任院长李振宇教授的构思,由青年教师周鸣浩博士带着几位研究生设计完成的一件作品。然而,真正的设计师并不是他们,而是我们学院的老院长、老教授、我国规划和建筑学界的著名前辈李德华先生,因为丝巾的色彩和样式实际上直接模仿了李先生半个多世纪前设计的一条围巾。看到原来这条由四色棉线编织而成的围巾,其图案和肌理的统一关系便一目了然了。当然我们更想知道的是,为何设计师当时就有这般的眼光和设计的理解力,这条围巾是否还有更多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的确,围巾实际上是李先生在1949年设计制作给自己新婚妻子的一件特殊礼物,这位新娘就是我们熟悉的罗小未先生,同济建筑系另一位老前辈、老教授,我国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事实上,这条围巾不仅把我们带回这对已双双迈入90高龄的著名伉俪的青春年代,它更是连接着同济乃至我们国家早期现代建筑教育进程中的一段重要历史。

△由李德华先生1949年设计并由时代织造公司生产的棉线编织的格子围巾,罗小未先生珍藏

罗先生告诉我们,这条她已珍藏了60多年的围巾,产自当时上海一家叫作时代织造公司(Modern Textiles)的机构。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由谁创办?为何可以制作个性化的产品?那就需要我们重新追溯同济建筑的源头之一、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历史,尤其是这段历史中的关键人物:创始人黄作燊(Henry Huang, 1915—1975)先生,德籍建筑师理查德·鲍立克(Richard Paulick, 1903—1979),以及他们的学生李德华和罗小未先生。

△1952年即将转入同济大学的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教师,二排左一为罗小未,后排右一为李德华

简略回顾一下圣约翰大学及其建筑系的历史。圣约翰大学(以下简称“约大”)的前身是1879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建的圣约翰书院,1896年改制后学校设立自然科学、医学及神学三个领域,1906年被美国正式认可为签发本科证书的大学。1920年,学校新开设了政治学、工程科学、企业经济学及师范类学科,1923年工程科学部改组成工程学院。1942年,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黄作燊,应时任工程学院院长、著名结构工程师杨宽麟教授邀请,在学院内创建了建筑工程系。这不仅是上海第一所设于大学中的建筑学教育机构,更是中国最早自觉倡导现代建筑思想及其教学方法的机构。创始人黄作燊早在1933年进入英国伦敦建筑联盟学校(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学习时,就已经接触到欧洲现代建筑思想,毕业之后,他于1938年转入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院(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攻读研究生,直接师从现代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和布劳耶(Marcel Breuer),成为最早亲历包豪斯设计教育理念和设计方法在美国传播与实践的中国学生。结束哈佛的学业后,充满爱国情怀的黄作燊带着新婚妻子在战争的硝烟中回国,志在尽早推动中国建筑教育走上现代发展之路。

从办约大建筑系的开始,黄作燊就立足于将海外学到的现代建筑教育思想和设计方法引入中国,尝试改变业已形成的、源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布扎建筑教学体系(Beaux-Arts)的广泛影响。尽管黄作燊对布扎教学体系中固守古典传统、以形式的先入为主引导建筑设计而忽视材料和建造技术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持有鲜明的批判态度,但同时,他也竭力反对将现代建筑认定为一种风格。他要推动的教学改革,旨在引领学生获得“技术的与智识的”(the technical and the intellectual)双重培养,学习“如何从问题的本质入手,寻找出解决的途径”。[1]因此,从科学地分析功能需要,到对新旧材料以及建造技术的认知,从模型推敲,到建立空间与形式的对应关系,从立足现实社会条件,到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约大建筑系在短短10年间形成了迥异于布扎体系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模式,培养了一批对中国建筑教育产生持久影响的人才,李德华与罗小未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当时约大建筑系的教学探索离不开一批中外教师及建筑师的参与支持,其中的德国建筑师鲍立克就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进入日军占领下的艰难时期,约大的一些英、美教授遭到日本人监禁,黄作燊创办建筑工程系时自己是系里唯一的教师,当时师资短缺状况可想而知。鲍立克于1943年进入了约大建筑系任教,来看看他的背景,便能理解他与黄作燊能志趣相投的原因。鲍立克毕业于德国德累斯顿高等工程学院,1927年进入格罗皮乌斯在德绍的工作室,并于1928年4月成为那里的负责人,其实在这之前,他已经参与了格氏主持的著名的德绍包豪斯校舍的设计工作,以及其他一些住宅项目。鲍立克与包豪斯的同仁在格罗皮乌斯工作室一起工作了三年,并于1931年在德国开创了自己的工作室,独立设计了德绍DEWOG住宅区4栋住宅建筑、柏林康特现代车库(Kant-Garage in Berlin)等项目。

受时局影响,鲍立克在其老同学、当时已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担任建筑师的德国人鲁道夫·汉堡嘉(Rudolf Hamburger)的帮助下,于1933年来到上海,投入了这个当时远东发展最快的现代大都市的生活,也开始了他在这个城市持续17年的设计师生涯。17年中,鲍立克踏足了从舞台设计、室内和家具设计,到公馆、俱乐部、火车站等建筑设计,再到矿城、“大上海都市计划”等城市规划的广阔领域,也身兼了从设计师、规划师到大学教师的多重身份,甚至从商界、政界到文化界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鲍立克当时是由约大工程学院院长杨宽麟引进建筑系的,而向院长推荐这位德国建筑师的,正是那位现代建筑教育的引领者格罗皮乌斯。

对李先生来说,除黄作燊之外,鲍立克是影响其事业终身的另一位启蒙老师。鲍立克进入约大建筑系后教授室内设计和城市规划课程,而与此同时,他在上海已经持续近10年的设计实践并未中断。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李德华的专业成长之路。鲍立克来上海的开始在汉堡嘉创建的现代之家(The Modern Home)中任职,1937年起,他便与兄弟成立时代室内设计师公司(Modern Homes,Interior designers),以及鲍立克与鲍立克建筑工程公司(Paulick & Paulick, Architects and Engineers),主要从事室内设计,战后还在南京开设分公司。鲍氏公司的作品涉及为上海德侨等剧社演出的30多项舞台设计,以及战后完成的上海淮阴路姚有德住宅、南京孙科住宅等室内设计项目。正是在1947至1951年间,李德华先生获得在鲍氏公司工作学习的机会,两个室内设计的项目他都有直接参与。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起,鲍立克担任大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在都市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这个过程也能看到李德华等约大学生助手们的身影。

1948年,鲍立克和弟弟鲁道夫、建筑师钟耀华以及圣约翰的毕业生程观尧、李德华、曾坚和王吉螽一起,创办了时代织造公司(Modern Textiles)。它是时代室内设计公司的一所分公司,也是一家手工织造厂。我们文章的“主线”,那条李先生送给罗先生的格子围巾,就是产自这个织造机构。当时成立这家公司,是迫于内战期间家具布料紧缺的情况。1949年4月鲍立克在给乔治·莫奇(Georg Muche)的信中写道:“我除了剩下的工作,还要为手工作坊的事情担忧。我反复试验,在这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自己不会编织,所以就由手工艺人指导中国的纺织女工工作。”1948年7月在他给格罗皮乌斯的信中又提起:“最近我们开了一家手工织造厂。我们生产套在家具上的织物,手摇织布机生产的窗帘,还有衬衫布料和其他时尚物料。中国近两年来一直禁止这类货物的进口。”当时公司中鲍立克占50%的股份,他的中国学生们则每人出资100美金入股,每月除了固定工资外,还享受分红。公司的经营、技术和内部管理分工明确。后来公司由于原材料补给问题无法继续生产,只能结束经营。而据李先生回忆,送给罗先生的这条围巾是由公司里的犹太妇女编织,以使她们在困难时期获得一点就业机会。由此也可以窥探到鲍立克与当时来沪犹太难民的联系。

鲍立克于1949年10月离开了上海。1952年,圣约翰大学也结束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黄作燊带着建筑系的师生们以及10年的创新教育经验,一起加入了新成立的同济大学建筑系。据笔者目前的了解,这次历史性的院系调整,并没有为约大建筑系的探索留存一些设计教学的实物档案,就连反映教学状况的照片也屈指可数,是为极其遗憾的事。由此来看,当年李先生设计的这条围巾以及其他几件新婚家具,其实可以看作约大建筑系现代设计教学的直接成果,而它们能留存至今,其意义与价值已无须赘言。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探索与实践现代建筑设计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的机构,约大建筑系的教学理念集中体现在当时的设计课程中,其中非常强调的就是以“工艺研习”(workshop)方式进行设计训练,旨在培养学生依据材料性能与建造工艺形成构思,寻找形式,以实现创新设计。例如,当时设计课上的一次“垒墙”练习十分典型:要求学生通过对砖砌方式的选择,保证墙体的坚固稳定,同时也确定墙面的图案(pattern)和质感(texture)表现,在这样的综合中完成这个垒墙作品。[2]再来细察这条棉线编织的格子围巾,设计理念如出一辙,其图案与质感既是材料与制作工艺有机结合的产物,又透露出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式的几何形式的透明穿插(geometrical forms in transparent penetration)。这一设计教育其实还包含了更深层的内涵,那就是,现代设计的创造可以从最普通的事物中产生,而不必求助于物质财富的丰厚,也无须等待结构或材料的新旧更替。格子围巾的设计其用心所在是编织、图案和肌理的推敲,再看李先生当年的这把椅子设计,也是在支架、椅腿与藤编座面之间寻找新的连接,形成与众不同的形式和舒适感,他那别出心裁的衣柜抽屉设计显现了同样的匠心……这些设计在朴素中透出新意,在散淡中蕴藏精致,这是一种新风格,更是一种的新的生活方式的创造。或许,我们会对常年以规划专家的形象为我们熟知的李先生竟然还有如此细腻的设计作品感到惊讶,但对于经历约大建筑教育的前辈甚至早年同济的毕业生来说,这就是现代设计教育的根本目标与思维形式。对此,恐怕没有多少人能比常年教授西方近现代建筑史的罗小未先生更能提炼其中的核心精神了。罗先生在《现代建筑奠基人》中明确指出,格罗皮乌斯的“全面建筑观”(Total Scope of Architecture)正是包豪斯的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将建筑看作是“我们时代的智慧、社会和技术条件的必然逻辑的产品”,其内容包括了“从生活日用品、建筑以致城市和区域的规划与设计方面……”。[3]黄作燊深谙其中的思想内涵,而鲍立克的进一步推动使约大的师生们能在如此短暂的探索中实践了这种思想。

△由李德华先生1949年设计、时代公司生产的藤面木椅,现收藏于李德华和罗小未先生家中

当然,如果我们将约大建筑系的探索看作包豪斯设计教育的直接移植,未免简化了历史,也湮没了其另一部分重要内涵。事实上,黄作燊在一开始就明确“现代建筑不是一种风格”,这其中的认知高度是在其同代人中非同寻常的。约大建筑系的办学并没有完全追随包豪斯的激进道路,这从黄作燊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浓情结中可以深切体味。他强调“空间是建筑设计的主角”,但同时会把这种现代建筑的空间概念转入对北京故宫与天坛的轴线空间阅读;[2]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次“中国建筑”的演讲中, 他批判了“中国固有式”的民族主义表达,却兴趣盎然地称颂明代程羽文《清闲供》中“小蓬莱”和红楼梦中大观园的空间意境。[4]所以,约大建筑系学生既能聆听他们的主任大谈柯布、密斯或毕加索,也会转到苏州园林中去发现流动空间的另种意境。事实上,只有基于这样的多重认识,才能客观了解约大的建筑教育,也才能更好地解读李德华与王吉螽两位约大毕业生在1956年共同设计建成的优秀作品同济教工俱乐部。黄作燊领导的约大建筑系,既开启了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先河,也引发了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崭新视角。只可惜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因为历史原因,同济的前辈们未能在探索现代建筑的道路上顺利行进,他们中有冯纪忠、黄作燊等多位教授,也包括李德华先生。甚至是,同济教工俱乐部刚刚落成,就遭遇了一些莫须有的批评。这种状况直至改革开放后才得以转变。不幸的是,黄作燊先生还未等到“文革”结束就离开了人世。

在建筑发展走进全球化与多元化时代的今天,再现一段西方现代建筑教育在中国早期传播与发展的历史,追溯同济建筑教育的思想渊源与教学特征,及其它们的遗产价值与当代意义,无疑是我们的使命。今天,一件半个多世纪前的设计作品转译成了一件学院礼品。首先作为对外接待的赠品,丝巾以蕴涵“wedding gift”的信息,幽默地传递出院校间友谊长存的祝愿。丝巾是相知相守的象征,通过配上印有一对璧人相隔数十年却几乎同一姿势的人像照作为礼品套,沧桑却充满温馨,表达我们对前辈风雨同舟的爱情生活的崇高敬意。这件礼品更蕴含着同济后辈承续学院传统的一份深切愿望,它也让历史成为一面镜子,帮助我们更好地审视当下,思考未来。

△罗小未与李德华先生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和2000年以后的合影,用于丝巾包装的封面设计,突出“相知相守”的主题和沧桑却温馨的纪念意义






文章来源: 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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