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身体舞者专访|对着荒野呐喊 DAZED

陶身体剧场

2020-08-29 21: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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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着荒野呐喊 /

有别于当下现代舞所注重的情绪抒发,

在陶身体剧场的艺术实践中,

舞者们的“身体”本身无疑是最重要的关注点。

舞团创立十二年,在外界质疑的声音之中,

他们坚硬而执拗,就像是对着荒野呐喊。

下午站在摄影棚里,我忽然对穿着鞋这件事情感到别扭。

灯光打在七位舞者身上,他们站在空无一物的白色空间里,赤脚,屈膝,黑色和白色的衣服贴着肌肉、筋骨垂挂下来。他们紧紧贴在一起,仰着脸一动不动,好像从地上长出来的一样,通过那双光着的脚。

他们全部来自舞团“陶身体剧场”。穿黑色衣服的陶冶和他身边的段妮是创始人,其余五位是90后的年轻舞者。他们身上的白色衣服则是舞蹈作品《7》的演出服装。“《7》是一部极度恐惧的作品——灯光是白的,地胶是白的,衣服也是白的,灯光亮起的那一刻就感觉自己的所有弱点都暴露给了观众,而整个过程就是让你去面对和克服这种恐惧。”其中一位舞者鄢煜霖告诉我。

创立于2008年的陶身体剧场致力于探索极致的身体运动,开发肢体潜能,重复的动作不断累加,看不出表情,抛弃了性别。

舞团起初只有陶冶、段妮和王好三位舞者,没有演出仍然每天排练,没有排练厅便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往返寻找一块廉价空间,没有舞者就三个人演完整场,“接近两个小时,特别可怕,每个人都到达了极限。”

但有时候观众并不专心。2015年10月,陶身体在上海国际艺术节首演作品《8》,这是陶冶《直线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所有运动回归至躯干,舞者们躺在地上,手部和脚部动作被减掉,只留下脊柱的旋拧,现场十分嘈杂,原本坐在观众席里的观众甚至站起身来。中场休息时,陶冶上台讲,“如果你们不想看,就请你们离开。”

部分出于年轻气盛,另一部分,像陶冶说的——“当然其实自己很兴奋,因为那一刻观众的躁动反而代表了作品的坚硬,如此躁动的一个现场,舞者还是专心致志地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对抗的力量。”

陶冶12岁开始学习舞蹈,他今年35岁,创作欲望旺盛,并且几乎从未对自己秉持的想法感到过怀疑。

到了2011年,陶身体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排练厅,在北京东北五环的318国际艺术园区,280平方米左右。和许多排练厅不同的是,陶身体的排练厅里没有镜子。“不想让你通过镜子去看自己,你要有意识和感知力来产生内观,知道身体哪个部位在动,空间在哪儿,方向在哪儿。”

能在这里待下去的舞者

都有一个通性,就是干净、简单。

陶身体成立12年,目前有11名全职舞者,他们每天早上点到排练厅,傍晚点结束。年轻舞者们在进入舞团之后往往会发现这里比想象的更纯粹,或者说,更枯燥。

“我觉得必须得在陶身体训练超过一年的时间,才能成为正式舞者,而能在这里待下去的舞者都有一个通性,就是干净、简单。”段妮说。她今年43岁,瘦小,声音略带沙哑,但却充满无限的能量——每个舞者单独拍摄的时候她都会在旁边悉心指导。

在陶身体的理念中,“纯舞”是对舞蹈的忠诚,讲求东方人的身段、内向性。陶冶认为:“东方的身体是一种静默、隐藏和与自我的独处,让人感到极具神秘感和仪式感,身体站在那里,黑头发、黑眼睛,好像形成黑洞一样的漩涡。所以我会觉得,当一个舞者还没有开始动的时候,他是最吸引人的。”虽然这对于许多观众而言,有时并不是友好的。

如果要回答这样做的意义何在,陶冶会说,存在本身就是价值。“我们在全世界演出了12年,已经被很多观众知道了,但是我们也并没有改变什么,这个世界终究还是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转。我们不是为了演出而跳舞,走进排练厅是为了每一天的累积。我们在舞台上也不是想去教化观众,训练舞者、做公共教育也不是为了让别人变成我们的样子,而是为了呈现我们存在的价值——进入到这样的内容和语境中,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你要把存在的本质坚守住。”

我想到段妮讲杨美琦教她们现代舞。那是段妮十分迷茫的22岁。舞蹈教育家杨美琦在广东创办了北京舞蹈学院现代舞编导班,段妮去做插班生。看到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太每天忙忙碌碌,尽其所能邀请法国、意大利等各个国家的现代舞大师到中国来,给年轻的舞者们传授经验和见解。“在那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课堂了。”段妮说。

陶冶创办陶身体剧场的时候,段妮已经在纽约“沈伟舞蹈艺术”担任舞者,她有平坦而广阔的未来。后来她选择回国一起创办陶身体,“她身边的很多朋友都不理解她为什么回来。我们刚创团的那两年非常非常的困难,她的朋友都没办法理解段妮的这个选择。”陶冶笑道。

我想,二十年前,杨美琦做的事情就像是对着荒野呐喊。而现在,陶身体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陶冶 & 段妮 

段妮离开金星舞团去伦敦阿库•汉姆舞团时,是2005年,她接触到现代舞的第年。

在她22岁第一次接触到现代舞时便认识到,它是一种“独立精神的表达”,“包括我们现在一直崇尚的中性,杨美琦老师在一进学校的时候就说,从现在开始,没有男女之分。”

那时候教室里红底黑字写着几个大字:为中国现代舞事业而奋斗。她也确实这样做了,段妮说,“我可能还不会写‘舞蹈’两个字的时候,就认定自己这辈子要跳舞。小时候大家一起每天练功跳舞,我以为大家都是因为爱跳舞才来跳舞,一直到上大学之前的阶段,我看见很多同学都转行了,才发现原来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

陶冶创办陶身体剧场时,是2008年。

他略显自闭,性格固执,见面不常和人打招呼,喜欢拿范晓萱的《还有别的办法吗》和Damien Rice的曲子编舞,还曾创作过一版由两个男舞者呈现的双人舞《春之祭》。这些在后来都被他推翻,陶冶在国外看到了那些充满自我表达、个性、宗教等等很丰富的舞蹈作品,却没有被说服,并开始找到自己的路。

“我们曾经的创作方式都是以情感、结构、音乐的方式去编创。但是在我把这些全部抛弃,开始创作我的第一部作品后,发现剩下的全是‘行动’,是‘身体力行’,是每天在细微的生活中去消耗自己的生命。然后我突然发现了身体怎么去‘力行’,我就发现了‘身体’不是‘实验’,而是‘实践’。”在一次和向京,罗兵的对谈中,陶冶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创作转变。

然后,段妮看到了陶冶编创的《重3》的第一段和第三段,“非常震撼”。她回国加入陶身体,成为创团舞者,是陶冶在探索与创作中的缪斯。

段妮

黑色连身裙 JW Anderson

陶冶

黑色紧身上衣 FENG CHEN WANG

黑色长裤 造型师私物

朋友们形容陶冶和段妮就像黑洞和太阳,一个有着思考不完的问题,另一个有着巨大的能量。

新冠疫情期间,陶冶和段妮被隔离在家“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回归到生活中,每天刷手机、看看书、遛遛狗、做做家务,剩下的时间都是跟自己相处。必须要跟自己独处,跟自己的身体独处。”也正是在这段独处的时间,陶冶重新梳理了自己的艺术理念。于是他和段妮联合了影像艺术家范西,一起开始创作关于“自观”、“正步”、“连接”等等20部的视频短片。

与此同时,陶冶也开始创作新作品《10》。这部作品是他在疫情期间有感而发的生命领悟,陶冶认为:“面对灾难,全球战‘疫’,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唯有共克时艰,用自己的力量和精神传播爱与希望。数字10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十全十美的完满意义,我祈盼借此作品愿疫情早日消散,大家再次走进剧场,以舞相聚。”陶冶重新加上了手部动作,他介绍在作品《10》中,“10位舞者相互围拢,形成一个圆。舞者们各自展开个体自转与集体公转。随着时间的推移,舞者们由内在脊椎的螺旋舞动开始蔓延至手肘,直至指尖末梢。”今年8月,陶身体将在广州大剧院世界首演作品《10》。

陶身体十周年的时候,有一场在天桥艺术中心的纪念演出。在那场演出中,陶冶说,“十年当中我们一直提着的那口气,在十年这个阶段终于可以放松下来,换一口气,然后面对下一个十年。”这意味着他们除了在舞台上的持续深耕,也将展开更丰富更多元的活动和内容,比如公共教育。他们甚至打算推行一个叫做“游牧计划”的公益项目,让整个舞团到某个城市去停留一两个月,或者半年,“让我们的整个身体与当地的土壤进行融合,演出、工作坊、讲座、对谈等等也都将是公益性质的。人在哪儿,现场就在哪儿。”

“再往后走的话,我希望更多在行业和大环境里做一些事情,然后把教育这件事情推广下去。”陶冶曾说,一个舞团的使命是创作作品,以及培养舞者。

在创作《2》的时候,是陶冶和制作配乐的音乐人小河第一次合作,那时他们各有各的固执,沟通常常出现阻碍。后来他们合作过很多次,过程越来越顺利。陶冶说,那是因为两个人之间越来越默契,而且小河的性格也变得更自律、更温和。“不,他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段妮看着陶冶,突然说。从那时起,陶冶开始变得开朗,开始关心每一个人,照顾着大家。

段妮、黄丽、国桓硕、鄢煜霖、张俏俏、范敏

白色长衫 均为陶身体剧场作品服装

陶冶

黑色紧身上衣 FENG CHEN WANG

黑色长裤 造型师私物

30岁之后,陶冶对舞者的新认知是“传承”:“30岁之前的那个舞台以及关于舞蹈的经验一定是独享的,30岁以后则会面对一个共享,一个由‘我’变成‘我们’的过程。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开始消退,这个时候你积攒了那么多年的经验,你渴望得到更多的共情和释放。不仅仅是跳舞这么简单,重要的是与谁跳舞。”

也是在十周年的那场演出中,段妮的棍舞首次由除她之外的舞者张俏俏演出。这是一段在段妮身体状态最强盛的时期由陶冶为她量身打造的独舞,舞者持续在两个定点光里,舞动棍子长达二十分钟,最快一秒钟交替五次棍子。最初,陶冶和段妮一起花了五个月时间来寻找动律。

2015年段妮最后一次演出这支舞蹈,随后因母亲的病情,她离开舞台两年,再回来后发现身体的衰变已经不足以驾驭棍舞。她试着找过几个舞者来传承这支舞,但都没有成功。然后,她找到了张俏俏,和她一起训练了六个月

演出前段妮帮张俏俏系上演出服,然后像自己要上台一样紧张起来,“什么也想不了”,捏着拳头,一直到表演结束灯光熄灭那一刻。张俏俏谢幕,走下台,她们俩都哭了。

“现在,愿意相信自己的人越来越少。这条路走不通,便换一条路走捷径,赶快止损,而不愿意吃苦。”想要成为一个舞者或是一个艺术家,并不是依靠千变万化,而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舞蹈,陶冶和段妮都认可这一点。“我们想做公共教育是因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告诉年轻人,不是西方这么表演就是好的,别人在剧场里做的这些,我们不能做。老祖宗留给我们这些财富,在里面真的能找到通路。”



范敏回到昆明,开始不断回想起那个场景——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挤满了人,但非常安静,所有人都在专注地做热身,”大家好像不约而同地投入到自己的内在,不管周围发生什么,都很镇定、安静地在做一件事情”。“单纯面对自己的那些时刻,反而更会打动你。”

这是他第一次去陶身体舞者招募考试的现场,落选了。

蓝色长衫 Gucci

波点廓形裤子 pushBUTTON

从云南艺术学院毕业后,范敏进入了昆明市民族歌舞剧院,大多是出现在晚会的歌舞剧里,演绎着“你能想象到的那种表情丰富的民族舞”。业余时间给学生上课、跑活动,“尽量让自己很忙碌,那个时期感觉自己还年轻,不停地把自己塞得满一点,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好像才会觉得活着有意义。”

那个场景不断在大脑中闪回,他决定再去考一次陶身体,实际上这并不是出于对原先生活的厌倦,而更像是到了某一个阶段自然而然发生的,“列车到站了,该下车的时候你必须下车了。”

2018年4月,范敏正式加入陶身体。

和之前舞团每天练习一到两个小时的训练不同,在陶身体,范敏必须投入到早上十点到晚上六点的训练节奏中。他半路出家,家乡小城学舞蹈的人很少,一次学校的元旦晚会群舞中需要一个男生,他就报名参加,那时候他已经17岁。

“这里(陶身体)才是真正的开始。”范敏说,他曾试图把跳民族舞时留下的习惯割除,但慢慢发现有些部分是无法割除的,于是一边将它们保留并转化,一边与陶身体的表达相融合。”陶身体更偏向于一种身体的质感。圆运动体系其实是很好接受的,它训练你的身体质感,而不是让你定在那里去摆一个造型;它更讲究过程,是一个个动作往上叠加的。就像重建自己的一幢房子,先把自己全部‘打碎’……就像去建构、雕琢一件东西,而那件东西就是你自己。”

从初学舞蹈到现在,范敏一直是因为兴趣才去接触、投入。他尽量不把舞蹈当做一份工作,同时却又严谨地看待它,“并且告诉自己,你要投入完全的热情,才能度过一些很枯燥的时刻。”现在他不再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那么满,只是跳舞——“先把这件事做好了,然后再去做下一件事。如果这样,当一件事做完以后,再回头看,会发现自己已经做了很多很好的事。”

蓝色长衫 Gu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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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者精神世界的丰富会让你觉得很惊喜,花再多钱去买各种各样的东西,看电影、吃好吃的,都无法达到我有时跳完一场舞的满足感。那个东西很难描述,因而我才会心甘情愿去做一些这样的事。”范敏说,“很多东西说不明道不清,不是有句话吗,语言表达不尽,歌唱也表达不尽的话,那你就手舞足蹈。”



一屋子的人坐在那儿。陶冶和段妮坐在皮沙发上,隔着一张满是零食的茶几,四个年轻的舞者分别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大家都转过脸来打招呼,一下子就能看到国桓硕特别明亮的眼睛,他在其中年纪最小——22岁,按照他的话说,在学舞过程中也还没有碰到过太难的时候。

只是起初学习舞蹈并不是因为自己喜欢,而是妈妈认为去上海上学的机会难得,“早期我妈让我去培训班,我都不愿意去”。12岁的国桓硕觉得,哪有男孩子学跳舞的。

那时候,国桓硕每天都是听着钢琴穿着体操服练芭蕾,在这期间有两个值得记录的启蒙般的时刻。

一个是四年级的一天,老师说第二天学现代舞,可以穿自己想穿的衣服。国桓硕穿了一条运动裤,来到教室之后,发现“可以听流行音乐,而不是单一的训练,于是觉得跳舞就变得很不一样了”。

另一个是差不多同一个阶段,国桓硕和同学跑到大学部去看一个工作坊的课堂。上课的大约有二、三十人,但教室里坐满了老师和学生,他挤在最后一排,那是他第一次看到陶身体,看到他们的身体舞动,“干净,没有那么多废话”。

后来他穿过北京郊区的村子与尘土,到陶身体的排练厅去参加了舞者招募考试。再后来他住在附近,每天骑车十五分钟去排练厅练习,把头发剃光。在国桓硕的头顶上能看到一道伤疤,那是前几天自己剃头的时候不小心刮到的。

他喜欢作品《4》——四位舞者以菱形方阵回旋游走,彼此相互不接触,又相互牵引。在那支舞开始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舞者们在面部涂上黑色的颜料,戴上头巾,穿上好几层演出服,往往自己负责自己的部分,在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慢慢进入到状态中。

深棕色毛衣、黑色皮短裤、黑色短靴 均为Bottega Veneta

然后,演出前,舞者们会聚拢在一起抱一会儿,闭着眼睛感受彼此的呼吸;等到大家的呼吸平静下来,陶冶会睁开眼睛说,“现在什么都不要想,专注,感受当下的每一刻,你是为你自己而战。”这样富有仪式感的时刻往往给国桓硕带来一些安慰,让他在舞台上不会感到孤独。

“有时候我们不被市场或者学院派认可。”国桓硕说,“但是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大家,还可以这样舞蹈。”



2017年初,在陶身体的舞者招募考试大概过去一周,张俏俏去了一趟附近的理发店。她把头发全剃光了,晚上回来站在镜子前,有点不习惯,但隐约觉得自己要变得更中性、更强大,想要更凝聚、专注地去做一件事情了。

那时候她只带了一身衣服来北京。她还在念大三,期末考试前夕买了周五晚上从南京出发的卧铺。趁着周末来“试一试”。她没想过自己会考上。陶身体的考核会持续一个月,每天学习新的动作,每周筛选。如果能留下来,她想,学位和毕业证都可以不要,“我就要来这儿”。

和她一起住的同伴一个个离开了,最终她留了下来。

2018年5月的一天,段妮和她说,你来试一试棍舞。自从2015年前段妮最后一次跳完棍舞,它还未在舞台上重现过。那天晚上回去,张俏俏到处找棍子,把自己房间里的窗帘杆子拆了下来,开始练习舞棍的动作。

张俏俏笑说,那段时间她的努力达到了顶峰。先打基础,每天站桩,面对墙壁练一个小时,回家之后也是找一根铁棍在小区门口练;之后是一个个动作地学,她清晰地记得是6月12日到29日这两周的时间,段妮帮她校准每一个细节;然后是在每天的八小时常规训练之外继续加练。因为长时间转圈,她的每只脚上都长了八个泡

正式演出那天是陶身体的十周年纪念演出,张俏俏一口气演完,练了六个月没有哭过一次,下了台她和段妮都哭了。我去问段妮,为什么选择了张俏俏来学棍子舞。段妮说,“我和陶冶就是觉得她可以,对,她可以。她很朴实,也很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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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俏俏在微博里写道:我想,我之所以热爱,是因为它就像我的另一个魂,在另一种形式下深刻的表白,摆渡着生活底板的悲欢。

舞者对时间敏感,张俏俏有时觉得时间的流逝有一种刺痛感;舞者对空间敏感,陶身体讲究内视和外视。“内视,是从内心来看自己怎么跳舞;外视,则是要长出眼睛去观看自己的空间,观看自己呈现出来的状态。到了跳棍舞我才真正开始长出那只眼睛。”

“在编导看来,舞者是他作品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在观众看来,这是欣赏的一部分;对我自己来说呢,这可能是自我探索和修炼的过程。”张俏俏说,“后来,慢慢地也有了一种责任感,想让学弟学妹们看到,原来坚持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无论如何,它是我的精神寄托。”

四年后,张俏俏仍然清晰记得第一次来到陶身体剧场的那个早上,从入口到排练厅的走道上挂着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陶冶、段妮和几位舞者的合照。他们手里拿着人字拖,冲着镜头,照片上印着两行字:我们还年轻,我们还要拼



黄丽大概是极少数对陶身体并不了解就站在了考场里的人。大学一毕业她就想进舞团当舞者,老师告诉她,一个叫陶身体的舞团正在招聘。

2014年,她从湖南跑到北京郊外的那个舞蹈排练厅,到现场一看,立马决定了要加入这个舞团。她和一起来考试的同伴说,看了他们跳舞之后都不敢说自己爱跳舞,“感觉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高’”。她想,要是考不上陶身体,她就不考其他舞团了。

那时候陶身体还没有在国内正式演出过。作品进行到了《7》

黄丽喜欢这里,陶冶的工作方式非常直接,“他非常笃定自己要什么,不是那种很抽象地说这个地方我想要一点那样子,你们来试一下。哪怕一个手的动作过程,他都会讲得很详细,哪里带,哪里走,转多少度,到哪个点,非常理性。我很喜欢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的脑子比较单一。”到北京已经六年,她的社交圈大部分都和陶身体相关,聚餐,过生日,或者空闲时候出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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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身体的训练量大,一支舞蹈常常长达二十分钟,“我们作品《9》一共有33个点(33段),通常跳到第30个点时是我最累的时候,然后每次跳到那个位置,我就会默默地对着自己说一句,黄丽你是最棒的。抬头再看看同伴,他们也都是很累的表情,我会想,你看人家都是那样的,你有啥可不坚持的?”黄丽笑了,她留了一头长度不到耳朵的短发,在所有舞者当中却是头发最长的。

“其实当你跳完之后,你不会觉得很痛苦,那不是痛苦。有时候我们跳完累得不想说话也不想吃东西,半个小时之后缓过来,一切就好了,恢复正常了。但是那半个小时不是痛苦,只是感觉刚刚那支舞把你掏空了,你需要时间缓一下,再把自己填满,几乎每一场都是这样。”

训练和表演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思考方式发生了变化,黄丽从一比一划跟着舞蹈老师学跳舞变成了有自主意识地舞蹈,相对于好不好看,她更关注重心、动作的发力等内核。

进舞团的时候黄丽20岁,现在她25岁,每次练习前需要花40分钟来热身。与朋友或者老师们见面时常常聊到以后要去做什么,她还没想明白。她只知道,大学一毕业,心里就有个声音说道“如果说我选择了挣钱,一定会后悔的”,于是她就一路走到了现在。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只会做一件事情。除了跳舞,要问我你有什么别的技能或还能做些什么,我都说不出来。”



大四那年,鄢煜霖接了一整年的音乐剧表演,他担任《闪亮芭比》中A角的替角,随着剧组到各地演出。因为不是歌唱和舞台表演出身,他反而屏着一口气,想证明舞蹈出身的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但一年后剧组解散,他成为一个自由舞者,开始接受一些临时的配舞。“他们需要的不是跳舞的人,就只是需要人,你知道吗?我用我的专业去(参与),那只是挣钱而已,他们也不要求质量,不关注你跳得好或不好。”

他甚至对舞蹈本身产生了怀疑——跳舞不易于表达很多东西,比如要表达一件事情,为什么要用舞蹈,用话剧、电影就可以演出来,舞蹈多深奥。

黑色长袍 Xander Zhou

如此持续一年,直到他看到陶身体受服装设计师山本耀司之邀在巴黎时装周上的表演,那是作品《6》。陶冶曾解释《6》是他舞蹈创作历程中实践限制和减法的一个新的开始,从头到尾通过头部与脊椎的旋拧、折叠,来表达身体各种可能的末梢感,人的身体就像一根摇摆的草,被风不断地吹拂。

鄢煜霖那时候感到不可思议——国内竟然还有这样的现代舞团。他报名参加招募,加入陶身体。

起初记不住动作,他拿来笔记本,呼吸,四拍;落,四拍。有时候一个舞蹈记二十页,练习之前看一遍,然后开始。“那段时间很自卑,跳不好,也不知道自己会跳成什么样子,觉得自己快留不下去了。老板对我很关心。我就告诉自己,你一定可以,只要你努力。”鄢煜霖说,“加入陶身体就是要‘打碎’自己,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

和之前流于表面情绪的“没有灵魂”的舞蹈不同,陶身体的舞蹈让鄢煜霖觉得跳舞时大脑、心、身体都凝聚在一根线上,情绪是可以不用的,因为无需微笑或是哭泣这样的情绪符号就可以完成自己的表达。“我们需要表达什么,就运用自己的肢体。”

当最终站在舞台上时,“那个时刻并不是荣耀感,而是一种归属感,很安心,很踏实,非常沉静”,鄢煜霖之前似乎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感受,不管过去多久,他永远记得跳完《6》之后的那种感觉,“整个人都血脉贲张,六个人融为一体,这个舞台是完全属于我们的”。

一个舞者加入陶身体后,练习、接受、消化以至于最终能够“表达”,大概需要三年时间,鄢煜霖已经来到这里将近四年,能够与陶冶一起参与编舞了。

“舞蹈要表达的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审美。”鄢煜霖说,“作品传达给别人其实就像提出问题,然后再让别人来理解、思考。”


文章来源:陶身体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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