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作为一种方法

理耕

2020-11-30 12: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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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那里总是很多琐碎事,那里总是红和蓝。”在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第二季,达达乐队重新唱起这首名为《南方》的经典原创。同一节目中,更具南方本土风味的五条人乐队戏剧性地“几进几出”,备受大众喜爱的同时亦撑起了该综艺的舆论热度。日前于OCAT深圳馆开幕的《南方不是一座孤岛》被喻为“南方艺术的夏天”。参展艺术家阵容庞大,涵盖不同代际,他们以个人、组合或机构等灵活的组织形式“在地”实践。这些持续性的实践呈现出多元的趣味取向及创作面貌,构成了具有南方特质的艺术生态系统。

段建宇《杀,杀,杀马特No.18》,布面油画,50cm×60cm,2016 

如艺术家陈丹笛子所为,“南方”应当被置于引号之内,它有待被核验、诠释及解构。地缘政治用语里的南方泛指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相对于发达中心的北方而言。而展览中这个以珠三角为辐射核心的南方则是中国近四十年来发展迅猛、最为富庶的地区,是中国南部当之无愧的中心。 

策展人之一樊林曾策划了“广东主义——一种地方性的博物志”(与冯原联合策划,2010年)和“场域的毛细管——2016珠三角艺术单位观察展”(与胡斌联合策划,2016年)。“南方不是一座孤岛”由她与方立华合作发起,仍延续着地域主题。策划行动并非意在结构出某一边界闭合的共同体,而是以问题意识作为“水域”将彼此独立的实践个体相连,形成“族群”,犹如《百岛计划地图》(何俊彦、马竞若水,2020年)里那些散落却又彼此靠近的群岛。“珠三角的话语景观”即为族群身份认同的纽带。 

钟嘉玲《西塔利地的风》,60x50cm,布面丙烯, 2018

文化研究学者梅根·莫里斯 (Meaghan Morris)指出:身份认同不是用来解释现象的,相反,它是要“被解释的”。基于此种理解,我们的核心关切体现于如下质疑内:“南方不是一座孤岛”这一认同宣称(identity claim)究竟激发出了怎样的情感?南方叙事是否是本土主义思潮的产物?如果本土主义因素确实存在,那么它又如何能和民粹划清界限?南方一旦成为文化身份的彰显、成为心理安全感的保护屏障、成为语言上的固定规范,那么处于其内部的族群又怎会容纳所处时空中其他多样、复杂的价值呢?

展览现场

位于广州的时代美术馆其最新线上期刊的标题即为“南方以南”,其后还附加着耐人琢磨的解释:“地理之外,地缘之内。”如其所示,对“南”的探讨绝不局限于文化地理层面,“地缘”一词略显温吞地暴露出南方叙事背后的经济逻辑。围绕南方的策展行动既包含着对艺术现象的深度剖析亦同时诱发着事件。

银坎保《百岛寻虫记》,纸本、墨,29x29cm,2020

此种策展的话语转向在南方系统内已有多年的发展。在工业与城市化高度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艺术工作者们的集体行动的确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组织逻辑明确的实践,其目的性往往没有很鲜明,其表现形式则有时仅仅是在公共领域里组织着超越了群体边界的“聚集”——“泛”政治的实践,正如学者周雪光所言:“人们的行为举动内嵌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之中,并在日常活动中得以延续和再生产。这些行为举动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既是它的产物同时也是它的推动力量。”

银坎保《海上独龙舟》,纸本、墨,29x29cm,2020

“聚集”是在对文化身份属性的认同及相应的边缘感下发生的。地理距离与南北文化的故有差异放大了南方对于北方中心的想象。在媒体对樊林的访谈中,她多次提及“北方性”以及“北方的中心力量”。对北方的想象性对抗实则内含着不稳定的乃至流动、模糊的因素。区分地理上的北方(中国北部)和地缘政治中的北方(话语强权)是必要的。虽然两者在日常语言中时常纽结在一起。“北方” 所天然带有的沙文主义倾向不利于我们对“南方” 感同身受。早已习惯了普通话的北方人,更难以理解珠三角地区的本土情感恰源于相当真实的语言危机——粤语的使用空间被牵制挤压,“撑粤语”成了对语言霸权在真实生活里的直接回应,而诸如段建宇的“杀,杀,杀马特”系列则以挑衅和反讽的意味同样达成了对既成秩序的反击。“南方不是一座孤岛”恰可被视为“想象与现实中的对抗”于艺术上的变奏。

樊国真 《做海》,明胶银盐相纸,92.7x139cm,2018

不过,中心与边缘的区隔并不利于南方话题的深入。僵化的二元论述制造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困局:任何怀疑南方性的思考都可能会被扣之以霸权帮凶的帽子,而对南方性毫不质疑的承认都助长了其转向民粹的势头。南北方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是显见的,对差异的强调无法真正使一种南方想象成型。学者孙歌对于“亚洲”“亚洲性”的研究思路值得借鉴,它将我们引向下列问题:如何建立南方叙事的必要性,又不陷入文化特殊论的泥沼?又是否存在着这样一种具有理论想象力的可能——将南方不再认为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方法呢? 

朱建林,”我叫阿史“第9话,载于《冯火月刊》。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上述提问应该被补充进策展人所罗列的“问题群”(包括:在地究竟在哪里;教育与自我教育是如何实现的;创造性地共同生活可能吗;多重身份的艺术工作者如何推进艺术实践;“悬置”意味着什么;艺术家为什么写作;如何推动知识生产)。在参展者所生产出的数量庞大的文本里,不同“主义”取向之间相互纠缠、并置共存,艺术实践者的语用技巧、个体情绪、身份想象及政治立场亦时常还杂糅起来,变得含混。对于“南方”这个永远在形成中的弥散主体,策展人已然并不自觉地采用着“间性研究”的方法——族群内部的对象在展厅各处平等地、自由地进行着言说, 卷入式的实践和非介入的观察之间亦产生着新的对话、获得了新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主体间性为研究者开辟了极具创造力的“不熟悉的寓言视野”(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语),二元论述所致的悖论不攻自破。展览叙事中策展人所使用的引子《海,节拍器》(八木良太,录像,2018年)正可以恰如其分地当作对“间性”问题隐喻式的回应。节拍器与海浪拥有各自的速度节奏,其诗意恰恰是在浪与摆针的某种(不)合拍“间”产生的。它可视化的不仅是“南方艺术生态发展的丰富形态”,还为以南方作为方法展开对南方、北方主体间性的想象提供了视觉表征。

《“南方”》


文章来源:《艺术与设计》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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