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老外评为中国最狠的女舞者,10年来用身体做尽出格事

一条

2020-12-22 14: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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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珂,一名定居上海的艺术家、舞者。

她做过很多出格的事儿——

在路上碾压100件T恤;

把摄像机绑在屁股上,

撅着屁股背对观众跳舞;

在日本,她身上涂满芥末,

自己轻度烧伤还把艺术节现场搞得乌烟瘴气;

在德国,她在汉诺威的皇宫里,

躺在《逍遥游》上睡觉睡了八小时......

“中国艺术家太狠了!”

国外艺术节常这么评价她。

小珂79年生,

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

曾在外企当高级白领,

三年后辞职,做独立艺术家。

她与搭档子涵一同创作了许多极具冲击力的作品,

常常是国外艺术节唯一被邀请的中国艺术家,

但在国内,或许还没有太多人了解她。

11月底,小珂与法国编舞家

杰罗姆·贝尔(Jérôme Bel)合作的最新作品《小珂》首演,

一条在上海西岸美术馆见到了她。

摄影 | 冯怡斐

第一次见小珂,她站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中央,被光打得有些模糊,我们走近了,她小小的身躯上有一张五官分明的脸,酷似孙俪。

她正在上海西岸美术馆排练新作品《小珂》——一个70分钟的独白式表演,从她4岁的故事讲到今年41岁的她。这个作品是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五年展陈合作项目之一,属于杰罗姆·贝尔的《肖像系列》。他是法国最著名的舞蹈家、编舞家之一,这是他在中国做的第一场该系列演出,小珂是他选择的第一位中国舞者。

小珂是谁?

当杰罗姆在寻求一位中国艺术家合作的时候,小珂的名字出现在推荐名单的频率特别高,身边人都提及了这个在上海的昆明姑娘。

但网上对于她的信息少之又少,我们从国内的搜索引擎里寻找她的踪迹,几乎没有报道、没有评述,更没有作品列表,排在她前面的是音乐人小柯和北京一位叫小珂的培训老师。

但在国际艺术节上,她和搭档子涵常常是唯一被邀请的中国艺术家。

小珂和子涵

近十年,作为国外艺术节的常客,他们走遍欧洲、日本、新加坡……早在2006年她就拿下了瑞士国际戏剧艺术节最高奖;在日本表演,让观众震惊得直说“中国艺术家太狠了”;在德国汉诺威的皇宫里演出,演出结束后主办方过来致歉,“没想到你们是如此国际化的中国艺术家。” 

第二次见小珂,我们来到她租住在上海的二层公寓,共享这个空间的还有她的六只猫。我们听她讲她的成长记忆和作品背后的表达,在了解了她的“敢”后,更能欣赏她的“轴”。

在我们看来,她是一名被低估了的艺术家。她的作品形式囊括舞蹈、行为、表演、影像,作品里的新闻性和人文关怀值得被关注:

《彩虹》描绘城市中的冷暴力;

《100件T恤》重述“公路碾压”的社会新闻;

《舞蹈共和》聚焦广场舞,展现中国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以下是小珂的自述。

 《大力伤害》 

 城市中的冷暴力 

我从2011年开始,和子涵一起合作,以“小珂x子涵”的身份创作。我们是先合作再恋爱的,他是一位很优秀的影像艺术家,我们在一起的这十年,一同创作了很多作品。

你会发现我们跟社会议题有关的作品,特别多。

有一个系列作品叫《大力伤害》,英文叫“Darling Hurt”,其中第一个作品《彩虹》,就是我推着一个挂满彩色衣服的龙门架逆行穿梭在上海的人行道,形成一道彩虹的颜色,子涵在马路对面进行着照片的拍摄。

我们在地图上画了一条要走的线,涵盖了上海繁华的街道、贫民区、游客区、地标性建筑,再到一些你无法界定的区域,总共走了19个小时,中途停过两次,吃东西上厕所。

我觉得这个城市或者说现实社会处处充满了冷暴力。在这个城市里,绝大多数人每天都是疲于奔命的,哭丧着脸坐着地铁、骑着自行车,或是开着车也好,赶到一个地方。有时候你很憋屈,有时候你工作不是特别顺利,但是你知道你得还房贷,你得养家,你得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于是你又哭丧着脸,深夜回到家。

我就想做一件事情,能够在他们上班或者是回家的路上,给他们一点美好,就想到了彩虹。

在照片里,一开始你关注的可能是我,慢慢地“我”已经不重要了,你看到的是上海,你看到是这个城市的繁华、贫穷、繁忙和孤独。

行走中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遇到一位老阿姨突然冲过来,找我买衣服,她看我也不说话就只顾着走,还说“小姑娘跟你说话呢,衣服多少钱呀?”还有一个拍风景照的“老法师”,他就一直跟着我,也不打扰我,在后面跟着拍我和子涵挺久,然后他过来悄悄地跟我说,“我知道你在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我不打扰你了。”他就离开了。

我是一名舞者,我经常会想,为什么简单的行走不能成为舞蹈呢?一定要在成像灯下面、在观众面前开始跳舞才叫跳舞吗?在做《彩虹》的时候,那一刻我是简单地两条腿交换往前进,对于我来说它就是舞蹈。

舞蹈是你内心行动起来的那个冲动,是与身体相关的一种倾诉,是带来希望的一件美好的事。

2012年,我和子涵在马路上铺了100件白色T恤,任由过往的车辆对它们进行碾压。

这件作品叫《碾压》,这么做是因为我受到刺激了。2011年底有一个社会新闻:一个叫小悦悦的两岁的小女孩,被一辆车碾压,当司机发现自己压到了人之后,他竟然倒回来,将她反复碾压致死。

我很震惊,那一刻人是什么?

我从很多角度去想这件事,想象司机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时,也许家中有一位七老八十的老妈妈,瘫痪在床;也许他有一大家子人靠他一人在城市打拼;他如果面对一个残障的小悦悦,那是终身的负担。可是做出这样的行为,他是人吗?人是什么,生存是什么?到底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我很难去想象。 

同时那时候有另一则新闻,一位村长多次上诉无门后被一辆方土车压死了。当公路碾压新闻成为常态后,对我冲击特别大,人的生命就像一根稻草一样。

于是我想做一件“碾压白色T恤”的作品。白色T恤衫是亿万富翁也会穿,一个民工也会穿的,它是一种相对没有社会身份象征的衣服。

我们在上海的可乐路、黄金城道等等路口铺上了白T恤。路名和碾压事件,形成荒诞的对比。碾压后,我们非常认真地把每一件T恤都做了收藏的证书,在T恤上标注了碾压的时间、地点。我们自己留着4件,其他赠送给了身边的96位朋友。

后来我们还带着T恤参与了北京的一个艺术节。开场时把这100件衣服全部平铺在地上,我开始摔倒,每摔倒一次,子涵就会挂起一件T恤,每一个有名字的T恤就立了起来,像纪念碑一样。

我常看新闻,会被新闻影响。一旦它对我产生了情绪或思考上的反射,我就必须得面对它,不然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即便我不能改变现状,我需要像排毒一样治愈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我自己的方式把它梳理一遍。

 《我们抱歉地通知你》 

 引爆国际的中国艺术家 

有一件作品我们分别在上海、日本、德国做了三个版本,它叫做《我们抱歉地通知你》。

有一次我们在机场,飞机又晚点了,广播里放着“We apologize to inform you,我们很抱歉地通知你……”不光是机场,还有很多地方,都有无处不在的、不得不接受的信息。它已经为你决定了,即便它非常礼貌、非常温和地告诉你,你也必须承担这个结果。这种感受我觉得非常糟糕,激发我们想做一个作品。

在上海的朱家角,我们在地面铺满了白布,上面写了很多我和子涵生活上的对话。我们服用了安全剂量的纯天然的安眠药,强制性睡眠8小时,闹钟响的时候我们再昏昏沉沉地醒来,在这个状态下,去看之前写下的对话,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反应,于是用身体开始进行修改和涂抹。

中国很多事情都是在圆桌上谈成或谈崩的,所以我们就在睡觉的旁边场地设了两桌宴席,邀请了一些朋友和当地的观众,大家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在那吃饭,边吃边看我们睡觉。

德国的版本,是在一个汉诺威的皇宫里,金碧辉煌的,周围都是16、 17世纪的壁画。

我们在运过去的几百米的白布上面,用刷子写下《逍遥游》,然后就躺在《逍遥游》上睡觉。德国人都快疯了,他们以为我们带过去的是漂亮的书法。这种空间对比的冲击力很大,周围是欧洲文化中心的象征,而躺在地上的,是俩小小的亚洲身体,在那睡觉。

我们还带来了在义乌买的学舌鹦鹉小玩具去现场,就是那种你对着它说话它会重复你的话的鹦鹉,总共五六十只。

于是在我们睡觉的这八小时内,鹦鹉学了你说话,同时它还会学另外一只鹦鹉说话,最后这几十只鹦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噪音声场。已经没有可以辨识出来的内容了,全是噪音!让人联想到,在一种中西方文化的对撞和冲击中,我们彼此还在听对方说话吗?

以欧洲为中心的当代艺术世界,我其实是有些反感的。当时就觉得要做一个作品,去给那些喜欢用他者视角看待中国艺术家、以欧洲为中心理念的人,看我们是怎么想的。

汉诺威以前是德国嬉皮朋克的重镇,后来90年代开始重整,成了德国的新加坡,非常规范、非常干净,公共场域管得很严。我们把《逍遥游》剪碎了,走到他们城市里面,扔去单车上、邮箱里、长凳上,让它融入到这个城市里。

带去这件作品也给艺术节重重的一击,他们本以为邀请我们年轻一代的中国艺术家过去,会进行一个中国式反思。当我们做完以后,艺术总监真诚地过来跟我们道歉。

他说,他没想到我们是这么国际化的艺术家,也没有想到我们的作品反而是给他们带来反思。

 《舞蹈共和》 

 广场舞才是中国的当代舞 

当我们在国外演出,作为舞者身份常常被问道,“中国的现代舞是什么?”

2015年那段时间,有很多新闻说广场舞阿姨抢占地盘、扰民,我还记得有一个新闻特别夸张,说重庆几十个阿姨去跳舞,发现他们跳舞的地方停了一辆车,结果几十个阿姨就活生生把那个车给挪了。

我觉得这是发自内心地热爱舞蹈,这种事都能干出来。在我看来,广场舞是一件特别当代艺术的事情。我和子涵就开始了两个月的调研,最后拍成一部关于广场舞的纪录片,此外还有现场演出。

我发现他们跳舞太嗨了!在不同的城市看到的广场舞风格差别都特别大。

比如说在我家乡昆明,广场舞那绝了,就是各种原生态的少数民族舞蹈;你到农村,可能他们还在《小苹果》那个状态,在跳很摩登的恰恰;你到北京,就感受到那种高水准的、舞台化的操作了;你到上海,会发现它的社交性很强。你到不同的广场,排兵布阵也不同,井然有序,一个队伍跳完了下场,马上换上另一群。

在中国每天可能有超过一亿人在跳广场舞,他们舞蹈时,身体的记忆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人民群众对于集体记忆的总和。

我们作品的主角是两位阿姨,冯姐和孙阿姨。孙阿姨是子涵妈妈的同学和朋友,冯姐就是我们在广场上认识的,她在当广场舞的教练。

机缘巧合,我们的首演在德国,邀请我们的是德国魏玛。曾经的魏玛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走向共和的尝试,那么小的一个城镇,浓缩了一整个日耳曼民族浓厚的历史底蕴。

我想也许在某种层面上,他们可以理解在中国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人,他们的一种集体情怀。一开始有点心颤,后来发现也许我们想多了,我们太习惯用一种思辨的、历史的或社会学的角度,去解读它。

当我们的阿姨带着德国的游客、观众在广场雕塑下起舞时,那种快乐是很真实的,人其实没那么复杂。

摄影 | 肖尔

 《小珂》 

 美丽的石头 

今年的新作品,来自我和杰罗姆·贝尔的合作,就叫《小珂》。

《小珂》是一个独白式的表演,我一个人在舞台上,讲述自己作为一名舞者的成长经历和舞蹈生活。

摄影 | 冯怡斐

这是我最不自信的一个作品,以前的作品里我多是一个观察者、介入者、思考者,但这一次,当我面对观众完全真实、赤裸地去讲自己的故事时,没那么容易。

杰罗姆是法国当代舞蹈剧场很重要的艺术家,他多年的创作一直在强化剧场的“民主性”,这也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大众想象的舞台是属于舞蹈演员、戏剧演员的,但他一直希望把他的舞台给到不同的人,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健康的人还是残障者,是专业舞者还是不专业的,都可以来享受舞台。

他在今年2月份给我发了封邮件,邀请我一起合作。我自己创作那么多年,之前从没想过做一个“讲自己”的作品。

在梳理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其实挺平凡的,于是我一次次怀疑,讲这些有什么意义呢?观众会有耐心听下去吗?慢慢地我发现,自己的成长经历其实也代表了某一种历史,一定程度反映着我所经历的中国文化的变迁。

小珂一家

其实我的名字叫李珂,“珂”的含义是美丽的石头。

我的家乡在昆明,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是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我姥爷是将军,爸爸是军官,妈妈是军医。到我这一代才卸下军装。父母的严格教育,塑造我跟我姐姐很小就有了清晰的独立意识。

每天早上六点半,大院的广播吹响起床号,一天的生活都在广播的引导下开始与结束。

我跟随着广播音乐,拿着我妈的丝巾就开始跳起了舞。1983年我第一次登台表演舞蹈,那时我四岁。那是在部队里的剧场表演,为了庆祝国庆。我的老师为我选了一首歌《大海啊故乡》,我穿着红色肚兜,头上扎着长长的假辫子。

六岁起,我开始正式学起了舞蹈,我喜欢舞蹈,但是我不喜欢被老师那样教地舞蹈。舞台上所有人一个步伐,一点错误都不能犯,在中国民族舞中,富有情感的面部表情是很重要的元素,保持微笑,始终抱有希望,幸福地看向远方......我感觉我已经是一个傀儡了,我都没有投入,观众怎么会投入呢? 

中国的舞蹈教育是靠一把尺子决定的。北京舞蹈学院不收我,因为我腿短头大。

一个老师把我提溜出来说:“她各方面表现力都特别好,但是北京舞蹈学院不会录取她,因为她的腿只比上身长了7公分,要长13公分。”

大学时期的小珂(最右)

但是我成绩好,不需要通过舞蹈上大学。我是当年云南省文科第29名,考进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那时候我对新闻专业充满了向往,有一种英雄主义情怀,就觉得你能够把这个世界的真相,用你的相机、你的笔,给它写出来。

但到了新的集体后,发现周围人都比你优秀,有一种失落感。我开始寻找一种自己有但别人没有的价值——我又钻研起了舞蹈。

四年大学的生活,我只干了一件事:跳舞。那时候只要跳舞就很开心,终于没有人要求我去跳舞了,我只为自己跳舞,我会选择一些新的音乐,尝试一些新的跳法。一个人,不再保持微笑,不再用那些我熟悉的动作,只是跳舞。

于是我开始自己研究现代舞,成立了小珂舞蹈工作室。

通过新闻专业的学习和在电视台的实习,我反而失去了成为一名新闻记者的兴趣。毕业之后,我进了一家外企,作为一名市场部员工,专门负责某女性卫生巾用品。令人满意的收入让我很开心,因为它可以支撑我的舞蹈工作室继续下去。

上班的三年里,工作日,我是高级白领,一到周末,我就只有舞蹈。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也接受不了打卡制度。24岁时,没犹豫多久,我就辞职了。

之后我需要钱的时候跳舞,需要艺术的时候也跳舞。

需要钱的时候就接商业演出,还为此学了爱尔兰踢踏舞和爵士舞,有时我也会去跳浪漫些的现代舞,穿着漂亮的裙子,一场可以拿到1000到1500块。之后我开始为商演编舞,如果幸运,一个演出我可以拿到5000到8000块。舞蹈让我生存了下来。

2011年我32岁,开始和子涵在不同的艺术项目中合作。10年以后的2020年,我们俩的合作和亲密关系走到了一个节点。人生,又面临了一个新的起点。

而我以《小珂》这个作品重新出发,回归独立的身份。

摄影 | 冯怡斐

开场没多久我哭了。当时刚刚讲到自己4岁第一次登台,跳了人生中第一支舞蹈。我在舞台上,周围被黑暗吞噬,现在的我已经41岁了,我还是一样,一个人站在舞台上。

这种孤独,在我4岁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演出结束的时候,当灯光慢慢收到全黑,我在黑暗中能感觉到坐在我前面的那群人,他们依然非常专注,好像还在倾听,跟我在一起。当谢幕的灯光亮起,安静了几秒以后,掌声才响起来。 

在那一刻,我觉得也许我的故事不是那么的无聊。


文章来源: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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