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理想与欲望:服饰里的身份认知

赵静 、黄心仪

2021-09-22 16: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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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中指出时尚是一个多元的符号体系,无数载体符号将时尚深深烙印在语言系统上,使其表现为一个流动的整体意识,一个相异的、飘浮的空间结构和多元文化群落。在传统话语中,服装通常是传达时尚的主角,而服饰则被认为是配角般的存在。事实上,服饰除了作为服装造型整体中锦上添花的因素之外,同样承载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以一种含蓄并骄傲的方式昭示着身份认同,影响着性别、阶级和种族认知。纽约时尚设计学院博物馆(THE MUSEUM AT FIT)在 2021年秋季将举办《 从头到脚服饰展》(Head to Toe Exhibit),展示从19世纪到21世纪初的女装服饰,重点强调服饰在西方女性时尚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传递的价值观。


披在身上的财富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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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绣薄纱 未知设计师(英国)1730-1769 年


回看19世纪的时尚,如今司空见惯的服饰在当时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其背后暗藏了无数黄金与烈火的故事。法国文化史学家苏珊·希纳(Susan Hiner)在其著作《现代性:十九世纪法国的时尚与女性》(Modernity: Fashion and the Feminine inNineteenth-Century France)(2011年)一书当中写到:“羊绒披肩可能间接地指代对阿尔及利亚帝国的征服,在巴黎也意味着公开表明自己的已婚身份。”自古以来,藏羚羊胸前的那片柔软温暖的毛绒被称为“沙图什”(shahtoosh),在波斯语中,“Shah”意为“国王”,“toosh”意为羊毛,简言之,用这“毛中之王”沙图什制成的羊绒披肩即象征着雍容尊贵。沙图什披肩轻巧得能从一枚戒指的指环中穿过,因此还有“指环披肩”的美誉,其价值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要贵,堪称服装界的“软黄金”。17世纪60年代法国人第一次将沙图什披肩引入欧洲,演变到18世纪,欧洲妇女在肩头披上沙图什披肩成为了时髦,据传拿破仑就曾送给其妻约瑟芬一条沙图什披肩,约瑟芬皇后爱不释手,后又大量购入。在印度与巴基斯坦,沙图什披肩则是作为传家宝或者贵重的结婚礼物,在民间,这些家庭会从女儿出生时就为获得这条披肩存钱,到其出嫁时作为陪嫁;而在社会名流阶层,沙图什织物则会成为出生婴儿的包被、日常晚宴舞会的标配,甚至是宴会用餐时的餐布。一条披肩,包裹了百态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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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绒披肩 1840-1849年


18世纪末的新古典主义时期,褪去厚重胸衣和裙撑的欧洲时尚带给妇女们自由,也同时因不适于寒冷的气候,又带来了风寒与肺痨等呼吸疾病,这时,一条兼具装饰与保暖功能的披肩便是欧洲女性的最佳服饰,其中又以来自克什米尔地区的开司米披肩(cashmere)最受推崇,同样也是拿破仑军队将其带回了巴黎,约瑟芬皇后更是拥有三四百条开司米披肩。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拥有羊绒披肩,在小仲马的《茶花女》一书中曾描绘到:玛格丽特卖掉了马车、开司米披肩,当掉了首饰,以此还债,一对钻石耳环价值四五千法郎,而羊绒披肩价逾黄金。到了19世纪后半叶,英国生产制造的羊绒产品逐渐替代克什米尔羊绒披肩,同时将苏格兰格纹推广开来,其背后反映了服装产业经过工业革命的大机器生产洗礼,它不仅承载了所有者的财富,也昭示着欧洲国家的兴衰变迁。


超越功能的夸耀式理想


时尚服饰的装饰本质使其必然具有某种交际属性,在某种期待中生长出来的礼仪模范随着服饰传承下来,就算是战争与经济萧条亦无法磨灭这种表达诉求,战后消费主义的兴盛也进一步为此煽风点火,使服饰更加具有了超越功能的夸耀式的理想。


本次展览展出了19世纪晚期桑斯特(Sangster)遮阳伞与费尔南达(Fernanda Munn Kellogg)的礼物粉缎遮阳伞,其中提到的丝绸遮阳伞,从其“parasol”的词源上便与“umbrella”雨伞区分开来,表示其在西方时尚服饰上独特的地位。影响着欧洲文化的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追随

者会在庆典上用伞来遮阳,为遮阳伞赋予了装饰自我、吸引异性的意义;中世纪的伞与宗教相联系,出现在教皇皇位空缺的盾徽上,甚至在斯亚贝巴圣母玛利亚的壁画上,圣母玛利亚死后是由两把伞护送她一起升上天堂。在欧洲传统中的遮阳伞作为贵族与宗教的象征,逐渐内化成高级的代言词,彰显 着使用者的权威地位,18世纪中期之前的巴黎每年还会有专门的时装秀展示最新的遮阳伞设计,就算后来被更加实用的雨伞替代,但其依旧暗含着高贵身份的理想。时尚不产生于炫耀的消费,而是文化想象物的转变,持伞者一方面宣告了某种性别平等的追求,另一方面低调宣扬着自身地位的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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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伞 1880年


展览还展出了一把1860年的彩绘折扇,与遮阳伞相类似,折扇作为女性时尚服饰的用途并不在于物理功能上的扇风纳凉,更多是用扇语来传递信息,与异性调情。16世纪初折扇从葡萄牙商人和传教士从中国运回,稀缺性赋予其成为上流社会时尚身份的象征,大受欧洲皇室喜爱,欧洲国家制扇的黄金时代开始于18世纪中期,制作折扇的材料也以奢华梦幻的贵金属、珠宝、蕾丝绸缎和羽毛为主,这一阶段的扇子还被视为俄国女皇叶卡捷琳二世君权的一种特殊象征。到19世纪兴起了“扇语”,摇扇翻飞间传递情人的默契,遮掩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连法国作家伏尔泰都说:“不拿扇子的女士犹如不拿剑的男子。”相对于服饰,扇子的发展在所有服饰中是最为独立灵活的,其创新性也一直走在女性服饰的发展前面,从一把彩绘折扇中便能窥见执扇之人的社会角色与生活情趣。


一华盖一执扇,在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和民主平等思想影响下的消费降级后,中产阶级与工薪阶层的女性也可以获得工业生产出来的这些服饰,服饰的社会区分度越来越小,这导致了某种阶级紧张,甚至于以折扇的持有、帽子的款式、手套的清洁程度、鞋子的色彩来束缚女性。经历战争的洗礼,花哨的服饰点亮了阴郁沉闷的生活,战争带来的社会物资匮乏使得服装主体变得简约单调,而服饰的存在则为女性突破他者凝视的束缚、追求美与个性的多元表达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途径,甚至刻意设计得古怪滑稽,诸如超现实主义服装设计师伊尔莎·斯奇培尔莉(Elsa Schiaparelli)以马戏团为主题的胸针和马萨尔·罗莎(Marcel Rochas)的花瓣太阳镜,时尚服饰以灵活生动的力量鼓舞着人们的生活。


女性服饰的现代性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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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APARELLI 2021 春夏高级定制系列



20世纪中期以后,美国运动风(sportwear)与青年亚文化将彰显阶级身份差异的服饰变得更为通俗化、平民化,诸如摩登时代的平底玛丽珍鞋,金属迪斯科厚底凉鞋,太空时代的金属链扣钱包,未来派夸张造型的太阳镜和后现代New Wave太阳镜等,流行文化利用服饰来加强追求个性化的声音,为新的身份创造了必要的素材。


服装服饰向来都是社会关系中的身份象征,人们根据服饰的符号进行差异性消费,构建自身的身份认同。某种程度上,女性服装服饰中充满着媚俗的色彩,由于女性本身身份的模糊性,成为了消费主义与媚俗狂欢的温床,在20世纪下半叶,更多女性进入了劳动市场并实现了经济独立,Gucci、Manolo Blahnik、Versace等设计师品牌鼓动女性为宣告自己的世俗成功而消费,服饰的风格愈发大胆夸张,千禧年之后在流行文化的影响下,鞋子与包包几乎成了新时代财富地位的象征,表达了进入主流社会的渴望,这其中女性成为了各种欲望的中转站,现代性的幽灵就在这物质占有的疯狂中缠绕着女性。透过这些夸张的服饰,一方面构建了新的女性身份,看似更平等、更自由、更独立、更成功,但另一方面物质的狂欢也让女性不得不直面媚俗文化的本质,直面社会文化运作发展过程中的病态,与他者的凝视持续博弈,反思自身在现代性社会中的身份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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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APARELLI 2021-2022 春夏高级定制系列


进入消费社会后,服饰作为“物”的“商品”,其中包含的更多资本主义文化的逻辑已经稀释了本来的某种纯粹的精神旨向。现在我们用墨镜遮住了阳光,其中所折射出的骄傲、理想和欲望也许和19世纪的丝绸遮阳伞大相径庭。服装服饰不但承载了穿着者的情感表达,而且接受了来自社会的审视与期许,构建出服饰主体“想象中的自我”。这两百年来,服装服饰作为与身体联系最紧密的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技术性外挂,折射出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角色扮演与想象,以及社会身份认同在历史中的漫漫变迁。










文章来源:《艺术与设计》杂志社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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