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东亚录像艺术

霍雨佳

2022-05-08 18: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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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开年,反反复复的疫情变化中,伴随着全球物理化割裂而来的,是艺术在尝试打破边界,将人重新聚集起来。2020年12月27日至2021年3月21日,在OCAT上海馆展出的研究型展览“重新聚焦媒介:东亚录像艺术的兴起”(Refocusing on the Medium: The Rise of East Asia Video Art),由亚太媒体艺术(MAAP -Media Art Asia Pacifific)创始人、澳大利亚策展人金曼(Kim Machan)担任策展人。一直持续性关注中国录像艺术发展的金曼,先后为张培力、王功新等中国艺术家策划个人展览,同时其在澳大利亚及亚洲地区的策展经历与背景,为这场研究型展览带来一个融合全球文化的审视性的视角。


展览将出生于1928年至1965年之间,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开创录像艺术实验先河的重量级艺术家们,包括山口胜弘、白南准、小野洋子、山本圭吾、金丘林、饭村隆彦、久保田成子、朴铉基、金顺基、王功新、鲍蔼伦、陈劭雄、耿建翌、朱加、袁广鸣等,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末的录像作品,共置于展览之中,在2020年末邀请人们重新回望这一段发生在东亚的早期录像艺术实践,回到他们共同活跃的全球化前夜——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前的历史纪元。



> 金丘林,《灯泡》,1975,单通道录像装置



> 白南准,《电视佛》,1974(2002),闭路电视录像装置



> 王功新,《破的凳》,1995-2020,单通道录像装置


展览前言中写道:“自1965年可携式摄影机索尼Portapak在日本发明以来,各大洲的艺术家都获得了接触这一全球性媒介的机会,并为其发展做出了贡献。”从白南准所牵涉的韩国、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全球艺术网络开始,东亚艺术家便开始利用这种文化非特定性的媒介,进入到新的交流点和同样复杂的跨区域、跨国界网络中。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录像艺术将全球的艺术家勾连起来,特别是1968年以来的日本、1978年以来的韩国、1983年以来的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前所未有的录像艺术实验跨越了各大洲和文化领土,在工业化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出现,使录像艺术成为第一个全球性的当代艺术媒介。


作为一种特征鲜明的新技术和实验性艺术媒介,录像艺术的到来没有文化传统的先行铺路,也没有重要的艺术惯例或历史前提——但它却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全球性当代艺术工具。这种媒介观使我们有理由来重新调整思路,重新评估东亚艺术家对这段仍有争议的历史的贡献。东亚艺术家是如何举起录像设备、并对这一新兴的全球性媒介展开实验的?这是否会改变我们看待录像艺术史的方式?



> 陈劭雄,《视力矫正器3》,1996,双通道录像装置


参展艺术家中有被称为“中国录像艺术之父”的张培力。作为中国录像艺术的先行者和重要代表人,他在谈到自己创作的起步时说:“我没有把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状况跟韩国、日本做过比较,但是我知道很多中国艺术家开始着手用录像进行创作时,没有真正看过一个西方艺术家的录像原作。我在国外做展览时经常会被人问到这个问题,问我最开始做的和身体有关的作品时,是否看过哪位艺术家的作品,比如布鲁斯·瑙曼?我真的很想说我看过,但实际上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看到的。1990年代初我们都在国内,没有出国的机会,国内也没有国外录像艺术的展览,国外录像艺术家的作品也没有机会在国内展览里呈现过。


本次展览尝试回答与讨论的,正是这种隐藏在全球性媒介之后的同频状态,是否我们在讨论历史的创造和创新时一定要对线性顺序有所强调?谁是第一人、谁是第二人?而艺术史在面对创新的同时也要面对艺术的绝对性与唯一性?讨论录像艺术时,似乎应该换一种方式。在这条独属东亚录像艺术的历史脉络中,虽然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但不同于油画的进入(通过传教士传播),录像艺术在整个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某种主动性和积极性。


> 陈劭雄,《视力矫正器3》,1996,双通道录像装置


> 王功新,《两平方有效空间》,1995-2020,闭路电视录像装置


> 王功新,《破的凳》,1995-2020,单通道录像装置


> 朱加,《永远》,1994,单通道录像装置


> 饭村隆彦,《这就是拍摄了这些的摄影机》,1980,闭路电视录像装置


录像艺术是一种新近发明的媒介,没有既定的传统和历史,被艺术家当作极具开放性的实验媒介来使用。这种艺术形式发展得很快,从1968年到1988年,这种新媒介从刚开始被使用到在全球大范围登陆,只有20年稍微多一点的时间。每个艺术家都在用这种媒介进行实验,没有规则——当任何一位纽约的艺术家或是二十年后杭州的艺术家拿起摄像机,情况都是相似的。策展人金曼提道:“当亚洲(东亚和亚洲其他地区)录像艺术被拿出来讨论时,‘受到了谁的影响’是经常被问到的问题。而在欧美录像艺术史中,人们就不会这样讨论,不会说‘布鲁斯·瑙曼去了英国,看了大卫·霍尔的录像作品’或者‘乌尔里克·罗森巴赫看了琼·乔纳斯的录像作’,然而录像艺术在亚洲就是经常被这样引用的。艺术家们当然会互相影响,但是其实在全球各地都是如此。


起始于全球化前夜的东亚录像艺术,盛于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新世纪,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录像已经不再作为新媒体的主要标志,录像艺术的区域性也不再那么明显。面对录像艺术,我们可以刷新我们对录像艺术的惯常思维方式——重新回到媒介,并聚焦媒介。



文:霍雨佳

图:OCAT 上海馆


文章来源:艺术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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