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医学: 在疾病和治愈的历史中徘徊

理耕

2022-05-23 15: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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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和医学两个学科看似遥远,而在瑞士的苏黎世美术馆(Kunsthaus Zürich)的新展《照料:艺术与医学》(Take Care: Kunst und Medizin)却为观众献上了一场艺术与医学、视觉和思想交融的盛会。三百余件珍贵的展品既来自美术馆馆藏,又有从全球美术馆、医学博物馆等机构网罗的藏品及文献。策展人没有简单地将艺术家的表达视为解释医学理论的辅助手段,而是强调视觉艺术在现代医学观念、医学伦理演进历程里发挥的重要作用,还着重探讨了疾病话语的视觉维度。


视觉驱动着人们对于医学原理的理解与创造性表达。例如,大家所熟知的DNA双螺旋结构的形象即受到科学和视觉系统的双重指导。它的三位研究中,有两位荣获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同一奖项曾在1949年由瑞士人瓦尔特·鲁道夫·赫斯(Walter Rudolf Hess)获得。赫斯在1934年左右制作的一件“装置”于本次展览内展出。这件眼部肌肉模型的制作初衷并不关乎艺术,它服务于医学教学和研究。但是就视觉层面而言,该装置充满了美感。平直线条和正球体的连结带有几何的简洁,它们协同组织起空间中的有机体——该结构在我们身上是客观存在的,科学家将隐藏于器官里的此类结构抽象、形象化。模型的三维形态类似于同一时期艺术史中的有机雕塑,所采用的配色方案与马列维奇(Kazimir Severinovich Malevich)至上主义绘画相得益彰。虽然仅通过这些视觉风格无法断定赫斯是否曾领会过彼时的抽象艺术思潮,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自然科学研究中,审美不曾缺席。


视觉材料提供着疾病的确证。位于苏黎世的蜡质印模博物馆(Moulagenmuseum USZ/UZH)保存有海量完好的表现病症的三维模型。蜡质印模有着冷峻的写实之美,蜡的特殊质地亦显示出个体生命的脆弱性。记录疾病的蜡模制作历始于19世纪初,之后逐渐盛行于欧洲。20世纪上半叶,它与摄影图片及手绘插图一道,用于培训医生和诊所存档。20世纪50年代后它逐渐被彩色幻灯片取代。从事蜡模制作的工匠需从患者患病处用石膏翻模,再将石膏外附着蜡,最终让两者分离,蜡壳独立出来。工艺中难度最高的部分是艺术家通过精细入微的观察捕捉到微小差异,用不同颜色的蜡还原、模拟病灶外观。成品栩栩如生,它们不仅是对疾病特定阶段的皮肤病理变化的自然再现,更是见证了“临床医学诞生”的不朽样本。蜡模艺术家们生活于医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他们将临床医学对疾病的感知、分类转化为视觉表征。以博物学视野来看,对症状的目视是由某种制度所支持的目视。这种制度正是现代临床医学的概念系统,它充斥着理性的声音和实证科学的语言,它被赋予诊断和干预症状的权力。




> 赫伯特·普洛伯格(Herbert Ploberger),《眼科教学模型自画像》,1928/1930年左右




> 杜安·汉森(Duane Hanson),医生(Medical Doctor),1992年至1994年




> 洛特·路易斯·沃尔格(Lotte Luise Volger),《红斑狼疮》(Lupus erythematodes)




> 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3-羟基-4-甲氧基苯乙胺,1993年




> 米歇尔·迈尔斯(Michelle Miles),手模型,2018年



> 展览现场



不同于前述医学领域内部的视觉表现,展览的另一重线索集中于医学观念反被艺术家挪用而创造的独特美学趣味。受此美学趣味的指引,观者的目光与医疗技术实施的场域——身体交汇了。在16毫米电影短片《神圣颂》(Sanctus,1990)中,艺术家芭芭拉·汉默(Barbara Hammer)借用X射线穿透人体所呈现的影像效果将不可见的人体内部构造暴露于凝视之下。医学成像技术转而变为艺术中前卫的观看形式。在胶片上坚实的骨骼线条和躯体内脆弱的器官阴影重塑着人类对生命活动的认知。“透视”也是梅拉·奥本海姆(Meret Oppenheim)《手套》(Glove,1985)内的重要元素。她相当呵护那双作为创作工具的双手,为它们设计了一副其上绘有静脉网络的皮手套。奥本海姆把解剖学当作空间定位的方式,附着于身体外部的皮革展示着肉身内部的存在,内与外的矛盾被艺术家精妙地转移至一处。向着身体的“内窥”带有超现实的意味。同样是手,米歇尔·迈尔斯(Michelle Miles)的手却被诊断为残疾。她手部肌肉软弱无力,难以做出常见手势或常规地握住物体。但是,她的手指由于肌肉萎缩所致的纤细反而时常受到不知情的人们的夸赞。在其2018年完成的《手模》(Hand Model)中,迈尔斯戏仿着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的经典手势。病态勾连起美的直觉,颠覆了健康的美,抵抗着当代文化打造出的理想的身体图像。


医疗的整体进步延长了人类的预期寿命。药品的包装、说明以及检测试剂图形化的化学结构给予艺术家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启发。他聚焦于药物的商品属性,通过绘制有秩序的抽象色点赋予药品拜物光环。如果说现代医学在当时犹如新的宗教一般给人希望,那么杜安·汉森(DuaneHanson)的创作就是在造神。担当医疗系统里“主裁判”的医生走向了神坛。汉森采用逼真、写实的风格制作真人大小的医生人偶。恍惚间,观看者可能难辨真伪。人偶就像医生在日常问诊一样坐在椅子上,这个“白衣半人半神”的符号给等待被治愈的患者冷漠、缺乏生命力的印象。医学史本来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抗疾病、追求健康的历史,而现代临床医学则以“非正常”为斗争对象。健康一词的所指当今被偷换为符合特殊社会规范并服从于单一、可量化标准的状态。在这里,我们重返展览主题词“Take Care”就可以发现它一语双关:“照料”是医学的使命,而提醒人们“注意”到现代医学内嵌的暴力性则是艺术的任务。艺术与医学的交叉常常令细致的观察者陷入“看”的迷宫,如同赫伯特·普洛伯格(Herbert Ploberger)新客观主义(NeueSachlichkeit)绘画《与眼科教学模件在一起的自画像》(Selbstbildnis mit ophthalmologischenLehrmodellen,约1928或1930年)所展现的那样:医生手扶起眼镜镜框,揉着眼睛,其工作台面上放着眼部模型,两颗眼球一正一反,位于身后正面解剖图看向画外。观者的视线快速挪移,与画中不同的眼睛相遇。不过,这个如此复杂的多维视觉空间却内藏着走出迷宫的行动方案,它引领我们剖开麻木的双眼,重新定位我们的目光,反思我们的所见——这同时也是本次展览意在激发的观念革新。




文:理耕
图:苏黎世美术馆


文章来源:艺术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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