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罪恶》:来自美国的“局外人”

北青艺评

2022-05-24 14: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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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是拍过《盗火线》《迈阿密风云》的迈克尔·曼,主演有日本硬汉渡边谦,剧情里的元素还有黑帮、凶杀,估计不少观众都会先入为主地以为《东京罪恶》是一部场面火爆、内容硬核的动作片。


但显然他们会感到失望。剧情进展缓慢,风格严肃沉闷,就连剧中的各色人物也都透出一股无力感,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 本剧绝不是一部“爽剧”。正相反,它是震撼心灵的生活实录,是讲述社会问题和时代变迁的独特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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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杰克·阿德尔斯坦(主角杰克的原型)在日本读完大学后,求职进入了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也就是电视剧里的明调新闻),成为极少数被允许进入神秘的东京警视厅进行犯罪报道的美国记者。他也将这段奇特的人生经历写成畅销书《东京罪恶》。


由此改编而来的本剧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日本真实的犯罪故事,也探索了连日本人也很难得见的现代黑帮世界,间接反映了记者、警方、歹徒之间错综复杂,有时又相依相存的关系。

 

从美国到日本:生活在别处

 

虽说本剧云集了不少日本一线影视明星,但最让人眼前一亮的,还是操着一口流利日语,由安塞尔·艾尔高特饰演的杰克。这位刚刚主演了《西区故事》的美国年轻演员,站在一众日本人中格外显眼,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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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和父亲的关系不好,妹妹患有抑郁症,他离开家乡美国来到日本东京,就是为了开始一段新生活,追寻自己的梦想。而他确实也重新找到了精神上的“父亲”——渡边谦饰演的片桐,后者正直、勇敢,一路教导、帮助着他。


不仅是杰克,瑞秋·凯勒饰演的陪酒女郎萨曼莎也来到东京,也是为了摆脱不堪回首的过去。这些出现在东京的外国面孔,正是本剧最明显的隐喻——从美国人的角度看,去日本更像是“生活在别处”。


这不由令人联想起歌德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学的浓厚兴趣,以及对创建“世界文学”的心态。坦白说,这不是当年的歌德有多么热爱中国,而是在西方世界越来越死气沉沉的情况下,渴望从外部获取更新鲜文化资源的急迫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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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古老的日本文化,显然对来自美国的“杰克”们很有吸引力。在《拉面女孩》里,布莱特妮·墨菲通过学习日本的美食文化救赎自己失败的恋情;在《杀死比尔》里,乌玛·瑟曼让美国观众好好见识了一把暴力美学;在《最后的武士》里,汤姆·克鲁斯领悟到了“本来无一物”“生死皆妄念”的禅宗和不计生死、自恃克己的武士道精神。


而在《东京罪恶》里,片桐教给杰克的第一课就是日本文化中的“礼”。它绝不是老江湖宫本警官秉持的那套注重交易、买卖的价值观(这恰恰是美国文化),而是传统日本人崇尚的“义”。正是因为杰克在片桐面前展现出的新闻理想,才让后者愿意出手相助。


换句话说,“杰克”们之所以如此痴迷东京,不是被它的声色犬马、车水马龙所吸引(这些美国都有),而是他们想在这里追寻新的理想和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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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和误解: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

 

尽管杰克对新生活充满希望,但一进报社就遭遇当头一棒。前辈丸山泳美告诫杰克,他没有资格把她当作“朋友”,更没有资格直呼她的名字。这正是美国的罪感文化与日本的耻感文化之间的重要差异。罪感文化产生的“原罪意识”使美国人认为既然人人都有“原罪”,那么人人都是平等的;但对于日本人来说,良心的根源是人与人的关系,其文化的根源是从家庭关系而来的。


《菊与刀》里说得明白:日本“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逾越其特权范围,必将受惩罚。”因此,杰克不得不严格遵守报社的等级制度,即使他在报道中找到了突破性的线索,也必须听从上司(丰原功补饰演)不合理的命令——报道必须按照警方的通报来写,不能有自己创造性的内容。


这又牵扯出本剧的主线剧情——黑社会户泽组制造出的一系列凶案。他们勾结银行,利用高利贷把客户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再用侮辱、恐吓的方式逼迫客户自杀以骗取巨额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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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观众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日本人被侮辱后就会选择自杀?这又显示出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制约机制方面的差异——真正的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而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所以,在耻感文化中,重要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有没有被外人发现。这正是剧中被害者不堪受辱,愤而自杀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换言之,只要恶行没被发现,似乎就能蒙混过关。这就是为什么宫本警官告诉杰克,日本“没有”凶杀案,而明调新闻一开始也不支持杰克进一步调查的重要原因。杰克在酒吧里感慨,“至少美国还有调查新闻”,一句牢骚背后,显示出的正是两种文化的激烈冲突和巨大差异。

 

迷失东京:日本文化的局外人

 

米兰·昆德拉说过:“人是在雾中前行的人。”面对迷雾,人只能看清眼前的狭小空间。杰克希望通过新闻调查看清东京黑帮的运行逻辑,却没有意识到,面对滚滚碾来的历史车轮,个人甚至是任何组织的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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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泽组和千原组本是争夺地盘的死敌,因为杰克的帮助,千原组除掉了内奸,却不敢向户泽组复仇。片桐警官劝告千原组的头目石田,“十年前,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户泽。”石田的脸部表情瞬间僵硬,眼神满是凄惶、无奈。


原来,户泽组靠贩毒和肮脏的金融骗局已经逐渐占据了上风,而千原组依然坚持“侠义”的传统价值观,结果步步败退。这场争斗,恰恰说明了日本黑社会无法挽回的衰落趋势。


在2020年上映、由绫野刚主演的电影《黑道与家族》里,衰败的日本黑帮甚至要靠在海边捡贝壳来补贴家用。正如美国学者R.塔格特·墨菲在《日本及其历史枷锁》一书中所说的,新兴经济体系催生出全新的产业和社会结构,工业化水平越来越高,“用拳头说话”的时代已然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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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到本剧故事发生在新老世纪之交,美国人杰克将会在东京见证的,正是时代变迁重塑日本社会生活的过程——“坚毅”“刚强”不再是评判男人的标准,“奉献”“牺牲”也不再是人们推崇的品质。


换言之,由于全球化浪潮的来袭,杰克注定不可能在东京找到自己的理想国。无论是警官片桐,还是黑帮朋友佐藤,他们坚持的“忠诚”“仁义”,终将化为时代的眼泪,落在东京繁华的街头。


顺便说一句,原作披露暴力团伙组织下的人口贩卖、淫秽交易等产业的暗箱操作,批评日本政府未能保障陪酒女郎的“人权”,但此类观点,终究是站在“美国中心主义”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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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迷失在东京的杰克始终不能理解萨曼莎(陪酒给了她开始新生活的可能)、佐藤(黑帮让他有了第二次生命)等人的人生选择,因为他终究是一个“外来者”,一个日本文化的“局外人”。







文章来源:北青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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