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现实主义如何用魔法打败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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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28 1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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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魔幻现实的悲剧频频发生在身边。世界逐渐被贪欲和权力斗争侵蚀,变得如耶罗尼米斯·博斯的画一般荒诞不经。一个世纪前,传承了博斯精神的超现实主义者历经“理性”社会的残暴战争后,决心从梦境和潜意识中寻求另一个更广阔自由的世界。面对时代性灾难,唯有“用魔法打败魔法”才能开启变革之门。

超现实主义的神秘学底色

 Surrealism & the occult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亲眼目睹了战争的荒谬与破坏后,人们对以理性为核心的传统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怀疑。旧的信念已失去魅力,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来取而代之。1924年,安德烈·布勒东在巴黎发表第一篇“超现实主义宣言”后,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正式得到确立。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影响的超现实主义通过纯粹自动的、未经理性驱使的创作来解锁潜意识中的思绪和图像,并以此获得艺术表达的解放和政治的终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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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德·基里科,《孩童的大脑》

Giorgio de Chirico

Il cervello del bambino, 1914



“梦境”和“潜意识”作为与超现实主义捆绑的关键词早已在我们的印象里根深蒂固,但鲜为人知的是,魔法、炼金术、巫术等神秘主义概念也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两次世界大战使众多欧洲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流离失所,逃往美国和墨西哥。为适应陌生未知的新环境、疗愈战争的创伤,他们在文化传统的融合中开拓出属于自己的语言,在神秘主义中找到另一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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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特·赛利格曼,《巴弗灭》

Kurt Seligmann, Baphomet, 1948



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的《雨后的欧洲II》可以说是这段战火纷飞的欧洲历史的最佳见证。这幅画最初创作于法国,而完成时恩斯特已来到美国。彼时战争还在继续,欧洲的命运也仍是未知数。在末日般的半神话式场景中,一个头戴头盔的鸟头人身形象正用他的长矛威胁着一位女性。矛盾与冲突感在大片废墟景观中更显强烈。用涂刮法(grattage)创造出的沧桑腐烂的质感唤起战争毁灭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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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斯特,《雨后的欧洲II》

Max Ernst (1891–1976)

Europe after the Rain II, 1940-1942

当艺术家化身巫师

 The artist as the witch 

在那个压抑不安的时代,魔法如一股解放的力量,为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提供了夺回主权和精神意志的出路。不少人选择扮演起“巫师”的角色,挥起创造力的魔杖,通过个人智慧和主观能动性来尽情表达自我。库尔特·赛利格曼(Kurt Seligmann)在《绘画炼金术》中将自己描绘为黑暗巫师,身披猩红长袍,手持魔杖。他将绘画看作颜料的提炼与转化,将画笔看作魔杖,在画布上挥洒出如龙卷风般充满力量的笔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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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特·赛利格曼,《绘画炼金术》

Kurt Seligmann

L‘alchimie de la peinture, 1955



维克多·布劳纳(Victor Brauner)则在自传性作品《超现实主义者》中化身塔罗牌里的“魔术师”,头顶无限符号,身穿中世纪服饰。画中同时包含塔罗牌的四个花色:权杖、圣杯、宝剑和五角星,分别对应火、水、气、土四种元素。布劳纳对塔罗牌有着浓厚兴趣,也曾与其他团队成员合作设计过一幅塔罗牌。魔术师象征一个潜力无限的开端,拥有发挥创造力、将梦想化为实质的潜力。通过扮演魔术师的角色,布劳纳宣示了对自己命运的掌控和艺术创作的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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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多·布劳纳,《超现实主义者》

Victor Brauner, Il surrealista, 1947

魔法与神秘学相关主题不仅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创作的灵感,有时也是他们的研究、甚至亲身实践的对象。对神秘学研究颇深的赛利格曼于1948年出版了《魔法之镜》,一部讲述西方神秘学完整历史的著作。他还与意大利超现实主义画家恩里科·多纳蒂(Enrico Donati)举办过16世纪英国神秘主义者设计的死者召唤仪式。此外,也有流亡墨西哥的艺术家在偏远地区参加当地巫术活动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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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dios Varo, Celestial Pablum, 1958




魔法的“原女权主义”角色

 The “proto-feminist” role of magic 




在大环境的压迫下,魔法不仅助推了艺术家对自由意志的掌控,也在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中扛起“原女权主义”的角色。她们用笔下的奇幻生物和另类女性形象倾吐着自己作为女性在感情和自我认同中的彷徨与挣扎,在魔法的隐秘空间中赋予神秘主义思想独特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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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othea Tanning

The Magic Flower Game, 1941



在《世界尽头》猩红昏暗的末日背景中,列奥诺·菲尼(Leonor Fini)将自己赤裸的身体半浸入一片黑水沼泽中,周围散落着几块骨骸碎片暗示着生命的缺失。沼泽中映射着菲尼的半身像,也暗示这是一幅关于死亡与重生的双重肖像。这是菲尼在经历了子宫切除手术、丧失了生育能力后的个人思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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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诺·菲尼,《世界尽头》

Leonor Fini, La fine del mondo, 1949



在利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为情人马克思·恩斯特画的肖像中,恩斯特身穿一件带有鱼尾的红色皮草,手提一只内含小马的蓝灯笼,宛如传统塔罗牌中的“隐士”形象。马作为卡林顿“另一个自我”的象征常常出现于她早期作品中,而在这幅肖像中,马被赋予了更暧昧的含义——它既可以被视作引领恩斯特前进的指明灯,亦可以是被恩斯特囚禁、任其摆布的道具。隐晦的双重含义也揭示了彼时这段感情中的矛盾。二战爆发时,恩斯特在法国被当作敌军囚禁,随后又落入盖世太保手中,卡林顿则是从法国逃往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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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诺拉·卡林顿,《马克思·恩斯特肖像》

Leonora Carrington

Ritratto di Max Ernst, ca. 1939



尽管两人的感情因战争告一段落,但艺术创作的灵感火花还是得到了回响。一年后。恩斯特创作了《新娘的嫁衣》。恩斯特曾称卡林顿为他的“风之新娘”,一个取自中世纪女巫传说的绰号,因此这幅画的原型被推测为卡林顿。画中新娘赤裸的身躯半包裹于一件与恩斯特肖像中类似的红色羽毛长袍中,头部则被鸟头取代。华丽的衣装与原始的禽兽形象形成怪诞对比。背景墙上的画中画里,新娘以同样的服饰和跨步向前的姿势置身于杂草丛生的古典废墟。重复性图像中微妙的不一致渗透出与卡林顿作品一样的神秘与荒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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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斯特,《新娘的嫁衣》

Max Ernst, La vestizione della sposa, 1940




超现实主义魔法的复兴

 The resurgence of surrealist magic 




纵观历史,每当一个时代陷入僵局时,总会有艺术家转向神秘主义去寻找灵感与启示。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在疫情席卷全球的当下,超现实主义魔法迎来了复兴大年。去年10月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幕、随后巡展至泰特现代美术馆的“超现实主义跨越边界”(Surrealism Beyond Borders)大展一改往日“欧洲中心”的视角,聚集了全球45国的艺术家围绕超现实主义理念做出的形形色色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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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拉开帷幕的第59界威尼斯双年展以卡林顿50年代创作的儿童绘本《梦想之乳》(The Milk of Dreams)命名。如策展人塞西莉亚·阿莱马尼(Cecilia Alemani)所言,“在一个魔法般的世界里,生活通过想象的棱镜,被不断地重新塑造,每个人都可以变化、变形,成为另一个人或物。”卡林顿、雷米迪斯·瓦罗(Remedios Varo)和多萝西娅·坦宁(Dorothea Tanning)等长期被历史忽略的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的作品被置于“时间胶囊”版块,与当代艺术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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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ora Carrington, The Milk of Dreams



威尼斯的佩姬·古根海姆美术馆也同时推出史上首个聚焦超现实主义与神秘学的密切关系的大型展览“超现实主义与魔法:迷人的现代性”(Surrealism and Magic: Enchanted Modernity)。展览带来20-5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作品,探讨艺术家如何在危机时代转向魔法与神话、转向内心,并以此进入先于辩证逻辑思维的意识状态,追寻宇宙万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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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ora Carrington

The Pleasures of Dagobert, 1945



对神秘存在的尊重和对未知事物的接纳是超现实主义面对世界的圆融姿态。随着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体与非生命体、有机与无机之间界限的浮动与消解,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叙事也被颠覆重构。在危机四伏、变化无常的当下,超现实主义重新认知世界的方式仍然能为我们带来启发。

文章来源: 橄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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