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金银器以富丽华贵为主流风貌，含蓄优美的文人意趣作为支流日渐式微。究其原因，虽有时代潮流的浸染，但更重要的却是官府的引导与制约，以及文人审美多元化的影响。相较宋元的清新典雅，明代金银器的材料色彩、装饰题材、品位格调，由质而华，由敛而放，最终雅俗合流，并影响了后世的金银器设计。
张燕芬
明代立国之初，便进行礼制改革，希冀复兴先王之礼，制度上多追唐宋。朱元璋更是希望通过“用严厉的法家手段，落实宋代知识精英的儒家理想”。但就主流工艺美术来说，尽管意欲近宋，明的时代风貌却没能遥承宋的含蓄典雅，尤其是金银器，与宋元作品有天渊之别。于民间而言，时代新风虽影响重大，文人审美亦需关注。因文人掌握文化，能够引导社会风气。工艺美术的文人趣味，主要体现在题材寓意和构图方面。论题材，既有对诗意的偏爱，也有对仿古的青睐，前者散发艺林的清新，后者蕴涵历史的厚重;论构图，相较于传统的图案式，更多地采用绘画装饰。在今人认知里，明代文士的趣味浸淫了各个工艺美术门类，明式家具、紫砂、竹刻等更成为典雅优美的代表。遗憾的是，金银器的设计制作却没能受其涵育。
主流支流: 与宋元金银器的对比
明代金银器的主流面貌是富丽华贵。相较宋元，其材质、造型、装饰均有显著变化。就材质而言，黄金或金镶珠宝〔图一〕成为明代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追求，质料的奢华和色彩的明艳使作品常有靡丽不可加之感。论造型，明代金银器设计不再流行“规摹取自然”，花卉瓜果形的盘、盏显著减少，虽然出土物中有一些桃杯〔图二〕，但那不过是更看重其代表的长寿寓意;仿生肖形的设计多保留在杯耳等局部，常见灵芝〔图三〕、日月。再看装饰题材，明中后期吉祥纹样广泛施用，题材贴近生活，寓意通俗浅白。更重要的是，即便是绘画式构图，也不再有明确的文人情趣，如出自司礼监太监杜茂墓的银鎏金葵口承盘〔图四〕，纹样内容是指日高升、加官晋爵，可以说是有画面而无画意。
〔图一〕金镶宝嵌玉龙纹高脚壶
明定陵出土
〔图二〕金镶宝桃杯
北京永定门外南苑明万通墓出土
〔图三〕双龙福禄字银台盏
湖北蕲春县蕲州镇明都昌王朱载塎墓出土
〔图四〕银鎏金爵禄图葵口承盘
北京市海淀区明杜茂墓出土
检视明代金银器，少见气质清新、富有文人趣味的作品——这是明代金银器的特点，同时也是宋以降中国金银器设计意匠的一个重要转变。
讨论这个转变，还需从宋代说起。宋抑武修文，含蓄典雅成为时代风貌，就连素称奢华的金银器也变得优美清纯。金银酒器中，花果式台盏杯盘俯拾皆是〔图五〕，造型虽各有不同，面貌却都一派天真自然。装饰纹样也若绘画小品，如张同之夫妇墓出土的梅梢月纹梅花式银盘〔图六〕，梅分五瓣，盘为五曲，盘中有波光粼粼、新月乘云、梅枝斜出，仿佛一首无声诗。如此“梅得月来无限好，月和梅看更清奇”的图式也为元人继承。宋人好古，金石学鼎盛，不仅对古器物的研究成就巨大，而且将慕古之情融入造作，仿古之风弥漫于各类材质。金银器虽不如陶瓷典型，但也有出色作品，如江苏溧阳窖藏出土的银鎏金乳钉纹簋形双兽耳盘盏〔图七〕，酒盏造型与装饰均追摹商周青铜簋。
〔图五〕芙蓉花式银盘
采自《宋韵:四川窖藏文物集粹》
〔图六〕梅梢月纹梅花式银盘
南京江浦黄叶岭南宋张同之夫妇墓出土
〔图七〕银鎏金乳钉纹簋形双兽耳盘盏
采自《镇江出土金银器》
元取宋而代之，社会开放交融，多种文化并存，工艺美术增添了精丽华贵的新风。金银一类，虽有花丝嵌宝带来的玲珑多彩、异域工匠打造的奇特银树，但今见的元代金银器，大体承续了宋代的风雅面貌，还出现了朱碧山等为文人赞叹的银工。朱精于手艺，在当时就已表表有声，明人张岱更评价其“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他的作品有造型复杂的各色酒具与小雕塑，甚至有嵌七宝金槎杯，但留存至今的只有银槎杯。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图八〕，题材由张骞探寻黄河源流演绎而来。除却朱碧山的槎杯，莲舟仙渡银盘盏亦可为例〔图九〕，其设计构思或源自太一真人莲叶舟，莲瓣为舟亦作盏，盘中捶錾出层层微澜，泛起莲舟仙人，观之似有万顷烟波始是仙之意，甚是文雅渺远。
〔图八〕朱碧山银槎杯
故宫博物院藏
〔图九〕莲舟仙渡银盘盏
采自《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发现与研究》
元代多元化的审美，为明代的工艺美术创作提供了更多选择。对于金银，明人显然更中意华丽与通俗，于是，文人趣味逐渐弱化为金银器设计的支流。
这股支流可以从明初著名锻工，后来享誉画坛的浙派领袖戴进说起。戴进还是银匠时“为人物花鸟，肖状惊奇，直倍常工”，因见“今人烁吾所造，亡所爱”而改投缣素。他的金银作品必定是文气充溢的，可惜未能得见。
明中期颇具文人趣味的作品，可以万贵墓出土的一副人物故事图八方金盘盂〔图十〕为例，八方盘錾临水高阁、松枝流云、石桥垂柳和人物鞍马，纹饰风格工致潇洒，宛如界画;盘中故事为《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与盘相配的是八方式盂子，盂子外壁錾饰八仙，内底中心似为醉倚酒坛的玄真子张志和。此副盘盂作为酒器，装饰题材与功能相和，且运刀如笔錾刻如画，可惜这样内容通俗、形式雅正的作品却是少数。
〔图十〕人物故事图八方金盘盂
北京右安门外明万贵墓出土
明晚期至南明，与文人趣味相关的金银器，主要来自重庆与湖南的窖藏。重庆长寿县明代银器窖藏，其主人是崇祯时担任过兵部尚书的陈新甲。湖南通道的南明银器窖藏属于靖江知州党哲。虽然这两批银器的制作略显粗率，但仿古意味却十分明确。如党哲藏的一件银爵〔图十一〕，腿部造型已世俗化，腹部、尾部纹样却还努力模仿商周云雷纹与夔龙纹。
〔图十一〕银爵
湖南通道南明代银器窖藏出土
此外，北京三里屯明墓出土的单耳金杯〔图十二〕，亦是仿古制作，仿的应是卮杯，亦称屈卮。金杯的杯耳造型与吕大临《考古图》所载“耳卮”相类〔图十三〕，“耳卮”注云:“此器旁一耳，乃是古酒卮”，宋人眼中的古式，有浙江兰溪市灵洞乡宋墓出土的金屈卮可与《考古图》互证。元代也有同类型制作，如湖南澧县珍珠存元代窖藏出土的银屈卮，不过形制更简单。明代的这件制作，杯身虽从宋元的弧腹转变为斜直壁，但最具屈卮特点的把手，尤其是把手上的条形压指板却被保留。
〔图十二〕金屈卮
北京三里屯明墓出土
〔图十三〕《考古图》之“耳卮”
纵观当前刊布的实物，明代金银器中的文人趣味虽偶有上佳表现，整体却已式微。究其根源，不仅与官样制度及宫廷引领的主流审美相联，也与文人审美理想的多元化有关。
因何式微: 官府与文人的双重影响
(一) 官府的引导与制约
明代金银器皿之所以少有清新文雅的气息，与花果造型的骤减密不可分，也与复古制作的世俗化大有关系。花果造型的减少，客观上是因花口不便使用，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明人的自觉选择，尤其是官府的引导和制约。仿古作品的世俗化，离不开官方造作的推波助澜。
明初礼制改革的核心是服舍器用，宫廷为此确定了大批官样，并令广泛推行，严格遵守。官样虽有助于国家造作体系与礼仪制度的快速建立，却也导致了工艺美术面貌的程式化。
金银器因材质高贵，尤受官样影响，品类集中、造型减少是最为直观的体现。根据《大明会典》有关亲王婚礼的记载，可知其所涉供用器皿有金器13种(29件/副)、银器7种(48件/副)、漆器5种(10件/副)，基本涵盖了高等级筵席的各类金银餐具。而这些式样中，除“金葫芦盘盏”之外，并无其他明确记载的植物造型。在《明宣宗行乐图》的投壶场景中，红漆方桌与长桌上是为皇帝预备的酒水点心，作为容器的金质壶瓶、执壶、台盏、盘、碗〔图十四〕，则是宫廷日用餐具的缩影，当前所见的藩府金银茶酒食器，品类面貌亦多可与之重合。上海闵行区明南京礼部尚书朱恩墓出土的茶酒食器，则是官宦人家日用的一组〔图十五〕。
〔图十四〕《明宣宗行乐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五〕明朱恩墓出土银器一组
采自《城镇之路》
如上所揭，从国家的制器理想与实践结果来看，起码在官府金银器中，植物造型不是主流。而官府造作历来领袖群伦，民间很难不受其影响。如浙江龙游石佛村明代窖藏出土的4只金高足杯，杯身分别做菱花与菊花形，分瓣均匀、排列细密，造型周正挺拔，但端谨的气质，已与宋元作品的清新活泼大相径庭。综合考虑，仿生造型金银器皿，尤其是花口杯盏一类，在明代的衰弱似乎是必然。
另一方面，明代官方虽然强调制度的复古、仿古，却并未一一落实到物，至少未体现于金银器。如洪武二年造太庙金器成，太祖言:“制宗庙祭器只依常时所用者”“造酒壶、盂、盏之属，皆拟平时之所用。”之后又更定祭器皆用瓷，且以盘、碟、碗替代笾、豆、簠、簋、铏、登。这些举措并无益于明初官方对祭礼器的传承。
至于宫廷日用器中的仿古制作，当前帝陵与藩王墓的发现中也少有式样准确、风格文雅的作品。在仿古设计上，常见造型与纹饰的分离，或风格气息的割裂。如定陵出土的金匙箸瓶〔图十六〕，贯耳瓶造型取自投壶，投壶源自古代燕射之礼，但瓶腹錾刻的龙凤，则是高等级皇室的象征。又如万历皇帝的金镶宝嵌珠爵坫〔图十七〕，尽管器型仿古，但极尽奢华的装饰，并无半分古典特质。内廷用器的风貌不仅与礼制相关，也与帝王品味的关系极大，就如这副爵坫，它与“酒色财气”兼具的万历帝似也相衬。还需注意的是，明中后期，宫廷还是滋养吉祥纹样的温床，对凡俗与祥瑞的痴迷，几乎淹没了一切优雅。
〔图十六〕投壶式金匙箸瓶
采自《北京出土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
〔图十七〕金镶宝嵌珠爵坫
明定陵出土
(二) 文人审美理想的多元化
中国士大夫所秉承的仁人爱物的精神，到了明代体现得异常分裂。文人一面强调雅俗之辨，在《遵生八笺》《长物志》《考槃馀事》等鉴藏著述中反复表达对清隽古雅的追求;一面又无法抵拒物质世界的招引，尤其是明中期以降，心学成为重要学术思潮，尚俗尊情成为文艺创作趋势。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袁宏道还认为，士人不应愤世嫉俗，提倡“安心与世俗人一样”。如此氛围，文人显然也“从俗如流”了。他们将欲望释放于珍宝奇玩，极大影响了文人趣味在金银器上的呈现。
在商业化浪潮与浮华世风的熏染之下，明中后期士的身份更加多元。亦士亦商的群体不断壮大，甚至有“今天下之士，非士也，商也”的感慨。士绅阶层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也使其品位、审美、消费倾向具有多面性。
文士好华尚奢甚至成一时风气。被明代金银器研究者作为重要参考资料的《天水冰山录》，是严嵩的抄家清册。严嵩乃嘉靖朝首辅，《明史》称其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这位权倾朝野的巨佬，家中藏匿珍宝无数。《天水冰山录》中不仅登记有数量可观、式样琳琅的金银酒器、茶器、首饰，甚至连文房镇纸都以黄金制作。又隆庆进士李乐言:“吾湖有仕宦内人造珠冠者，用银四百余两，闻不久即转之他宦家，理或宜矣。近又有闻四百金少者耳，更有千金者，珠粗钜异常也。”这是仕宦之家，也是豪门巨室。同为首辅的张居正，《明史》赞曰:“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他在世时万历皇帝待之几用家人礼。正史中很难看出江陵公“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虽李固、何宴，无以过之。一时化其习，多以侈饰相尚”。
在上层文人的带领下，不少士绅以服饰奢华为尚，甚至举债以满足奢欲。如汝嘉太守金赤城，“家无儋石，貌亦甚寝，每过人室，则十步之外，香气逆鼻，冰纨雾毅，穷极奢靡，至以中金为薰笼，又为溺器，而作吏颇清白，第负乡人债数十不能偿耳”。明代中后期文人对奢丽的接纳与沉迷，导致对黄金宝石等高贵质料的需求增加，从而也推助了时代风貌的转变。
文人趣味衰落的原因之一，还在于欣赏重点的转移，明代士人对机巧可谓偏爱。被谢国桢先生称为“朱明一代杂家之冠”的田艺蘅，在其所著《留青日札》中，记录了暗藏机关的莲蓬形银杯：
莲子杯，形如莲蓬，中置银仙人一，能浮能沉，周围莲子六枚，心中暗藏银牌六面，上各有字，傍有茎入酒。初注酒，则左浮一面，饮尽则沉。又注酒，则右浮一面，饮尽亦沉。入酒则同，而左右不紊。凡六注而周，其仙人则常偕浮偕沉也，非鬼工而何?
还有可以自动斟酒的美人壶：
美人壶，以银范美人形，发中入酒。傍立一凤，前擎荷叶一片，以银杯一枚置叶上，叶即少低，凤口中吐酒，杯满即止，不歉不溢。举杯则叶仍浮起，凤口曾无余滴，饮尽复置之，则复注如前。凡容酒十二杯，不烦人力，转输若神，不知起于何代也。银重三十六两，精异常，珠翠外饰，杭工亦能为之。时于肆中回易，惜余无物，不能得之也。乃吹箫引凤形，余为名之曰弄玉壶。
此美人壶，不仅机巧异常，而且外饰珠翠，价格不菲，田氏虽喜爱，奈何囊中羞涩。据其所言，当时的杭州银工也能制作这样的酒具。明后期，美人题材似乎颇受士大夫喜爱。《天水冰山录》中有“银吹箫美人壶”，不知是否与前文机关暗藏的作品为同类，严家还有“银献花美人壶”“银琵琶美人壶”“银舞袖美人壶”“银加官进爵美人壶”“银金钱问卜美人壶”，甚至还有云南来的高二尺五寸许的珐琅金银美人。万历二十六年，河南巡按姚思仁贪墨，收受之物中亦有“金美人酒器一座”，以“座”为单位，可能不是普通酒壶，或与田艺蘅所见的美人壶相类。
结语
中国古代金银器的清新文雅，大抵由赵宋开启，至元代朱碧山而极。明虽在制度上追宋，但产品却少有宋人的典雅气息，更多是继承了胜朝的精致奢贵。在承与变中，富丽华美的确立，文人趣味的式微，是明代金银器设计意匠的显著变化，且影响至今。
明代金银器文人意趣的下行，根源在于官府与文士两大审美向导的变化。对于金银器，中央的管控超过前代，造作权限收归内府。官方首先强调的是材质所代表的等级意义，以及官样所标识的身份高低，而非审美的愉悦。与此同时，文人对奢华与凡俗的坦然，使之能够接受甚至欣赏金银的奢华之色。而其典雅的审美意趣则被投注于竹刻等更加文人化的材质。
变化的原因虽然复杂，结果却十分直白。落实到具体作品，又可拆解为材料、色彩、造型、纹样。色彩的变化最为抢眼，宋元常见银器，明人追求金器。银色偏冷，金色偏暖，前者高洁素静，后者富丽堂皇，且明人喜爱藻饰，作品多镶宝嵌玉，因此视觉上始终斑斓多彩。与此同时，花果造型的逐渐没落带走了清新可爱，仿古题材的不求甚解削弱了典雅庄重，吉祥纹样的风靡又遮盖了诗意优美。各种因素交叠，使得明代金银器风貌，由质而华，由敛而放，雅俗合流，甚至发展至热烈华艳，与传统文人情趣背道而驰。这样的风貌演进也体现在明代的丝绸、陶瓷等门类。
明人的文雅虽少见于金银器，却浸润了家具、紫砂、竹刻、顾绣等门类。尤其是晚明的江南，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百工集巧，苏州家具的雕饰甚至“皆尚商周、秦汉之式”。朱碧山式的槎杯也从金银器转移到了犀角(两岸故宫博物院均有收藏)。可以说，极致的凡俗与风雅，在明代工艺美术上皆有呈现。
清代金银器与明联系很多，不仅有品类的继承，作品的效尤，还有审美的延续。如此一来，明代已然程式化的金银器造型(如杏叶执壶、台盏等)亦被清人加强，尽管偶有佳作，但过分的整齐划一，亦贬损了设计的多样性。在仿古风极为盛行的乾隆时期，仿古金银器也努力振作，可惜因迷恋繁腻，少了一份文人的潇洒与轻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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