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然，这不是北京的雪景...这是摄影师Julia de Cooker在斯瓦尔巴特群岛拍摄的，在这个汽车原本就多余的地方，这是一辆平时藏在雪里的豪华轿车。
北京终于迎来了一场雪，朋友圈里全是北京不同角落的雪景，或许和往常年份的雪没什么不同，但拍照片的你会记得这是2018年的寒冬迟到的雪，是年后开工比鸡血提前到来的意外的雪。
看照片的人和拍照片的人看到的并不会是一样的信息，从戴帽子的香奈儿小姐、貌合神离的披头士合照到100万美元特朗普，来听创作者讲他们标志性照片背后的故事。
1
“在那里的三个星期，我从没见过香奈儿不戴帽子的样子，而且她不停地在抽烟”
——
Douglas Kirkland
1962年8月，美国杂志《Look》派我去巴黎拍摄 Coco Chanel，因为有人发现杰奎琳·肯尼迪曾在白宫穿了她设计连衣裙和套装。美国人曾听说过香奈儿5号香水，但在此之前，他们并不知道香奈儿也是一个时尚品牌。
我不会说法语，一开始她也不会用英语和我说话。我只被允许拍摄服装——她不想让我靠近她。但当我冲洗出第一卷胶卷，我给她看了照片，她点头同意了。那是她给我开的绿灯。
她总是希望别人叫她“小姐”，而不是“Coco”，也不是“夫人”，在法国，像她这样年纪的人是会这样叫的。小姐的动手能力很强，她喜欢把东西拼在一起，然后用别针别住，这就像在手术室里看着外科医生——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在那里的三个星期里，我从没见过她不戴帽子的样子，而且她经常抽烟。她早上9点到公司，从她住的丽兹酒店走两三个街区。她走起路来清脆庄重——你绝对想不到她已经79岁了。
她其实非常热情，在那里的最后一天她带我去了凡尔赛宫。当她邀请我和她一起去瑞士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我给远在纽约的老板发电报，得到的却是简短的回复：“任务完成了，回家。”
2
“他走进赌场金库拿出了100万美元”
——
Harry Benson
我拍摄特朗普30多年了，但我从没听他说过不。和他一起你可以多走一英里，他乐于助人，有幽默感，尽管你永远不会给他讲笑话。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0年他在大西洋城投资10亿美元开设的赌场“泰姬陵”。当时他告诉我有超过100万美元在“笼子”里(钱存放的金库)，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现金。于是他直接进了“笼子”，拿出了100万美元现金。但这是完全不允许的，即使你拥有这栋楼里的每一块砖，只有被授权的——真正授权的——才能进入。
但他不在乎。他想要，他接受，他得到，他只是在炫耀。但作为一个摄影师，这就是你想要的。
3
“我拍了披头士乐队的最后一张合照——他们看起来太悲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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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an Russell
那是1969年8月22日，我们都在约翰·列侬位于阿斯科特附近的乡间庄园，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拍摄披头士乐队最后一张合照。从头到尾，George Harrison 都很痛苦。我想他除了怒目而视三个小时外，什么也没做。
保罗一直在努力保持团结，他双臂交叉，好像在说，来吧，伙计们！但披头士的概念已经不再与他们的身份同步。我本可以让他们微笑，但那完全会是假的，我很高兴我没让它们笑。这段缘分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一点这些男孩表现得很明显。
4
“城市的小巷是我的画布。往任何建筑物后面看，你都会发现一些奇怪的东西”
——
Michael Wolf
我在香港已经住了22年了，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它的后街小巷已经成为我作为摄影师的天然栖息地。我每天可以花12个小时在繁忙的餐馆、住宅区和商店后面狭窄的人行道上闲逛。它们可能令人望而生畏——到处都是破损的家具、电子废弃物、蟑螂和装满腐烂和难闻食物的垃圾袋。我仍然对我遇到的奇怪的事情感到惊讶——我喜欢这样。我无法想象住在别的地方。
2003年4月，我在九龙一侧的一个大型住宅区散步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家小中餐馆和一个露台。我抬头一看，只见四只粉红色的拔了毛的鸭子，用金属钩子串在一起。这对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一幕，但对于一个仍然是外国人的人来说却很奇怪。那是在非典——禽流感流行的时候，拍摄死鸭的照片既充满了黑色幽默，也充满了争议。这张照片仍然能让我微笑。
5
“拍摄到一半时，一辆滑板车来到Liam身边，Liam沿街而上，我跟在他身后大喊：回来!”
——
Michael Spencer Jones
我做的第一份工作是《All in the Mind》的封面，那张照片给我带来了很多工作，也引起了Noel Gallagher 的注意。有些乐队表演时非常放松，但当你拿起相机时，你会看到四块木头。Oasis 不是那样的，他们的信心令人难以置信。
我为他们1994年的首张专辑《Definitely Maybe》拍摄的封面照片，最终与他们想象的完全不同。Noel 在日本看过一张披头士坐在一张咖啡桌旁的照片，他的想法是，乐队将在Bonehead(吉他手)位于曼彻斯特家中的餐桌旁拍照，我很失望：“我们不去任何有异国情调的地方?”
我去参加聚会时候在想，他们在餐桌上要做什么？打牌吗？降神会吗？我根本看不到可行性。然后我想，好吧，如果我们必须在房间里拍摄，那就在休息室朝凸窗拍吧。
这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为了让每个人都拍进来，我不得不用广角镜头。但是Bonehead已经把地板磨光了——用这个镜头，它看起来就像朗希尔清漆的广告，这确实是个问题。不久前我在曼彻斯特博物馆的埃及展区见过 Liam 闭着眼睛躺在地板上，一种超然的状态，就好像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他还活着，还是死了？我觉得这很超现实，也解决了填充空间的问题。让主唱躺在地板上，很多乐队都不会这么做，但是 Liam 马上就同意了。
他们想在里面提到酒精，不过，实际上杯子里的是稀释的利宾娜，因为酒拍出来会是黑色的。
我让他们带一些私人物品。粉红色的火烈鸟是Bonehead的。Liam, Noel和Guigsy是曼城的球迷，所以我们把Rodney Marsh的照片放在壁炉边上。作为曼联球迷的Bonehead，他想要放George Best的照片——Noel 和 Liam同意了，因为George Best超越了足球。
Noel带来了左边的Burt Bacharach照片，在电视上，Noel最喜欢的电影《好的，坏的和丑陋的》正在播放。乐队设备管理员拿来了一个充气地球仪，我拿根线把它挂在天花板上。Noel很喜欢，“是的，全球主导地位”，他说。我想：“我知道，我还会让它转起来，它会模糊”，因为我要用长时间曝光。
6
“虽然他只有10岁，但他让我害怕。他仿佛带着使命感一般地拿着枪”
——
Dennis Morris
14岁的时候，我经常去伦敦一个叫“黑屋”的地方，这是一个由Michael X经营的组织，他曾是一个贫民窟地主的走狗。
不过，后来他得到了一些资金，以及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的捐赠后，为年轻的黑人儿童创建了一个社区中心。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组织，经常遭到警察的突袭，他们认为这里有很多毒品和枪支。由于压力，它最终关闭了。然后Michael去了特立尼达并建立了一个公社。他疯了，在那里杀死了两个人，包括一名英国议员的女儿，最后被绞死。
有一天，我在街上散步的时候，碰到了这个小孩，拍了几张照片。我不记得他是谁了，但我马上就知道这会是一张很棒的照片。我非常害怕他拿枪的方式，他描绘自己的方式，他仿佛有一种使命感。虽然他只有大约10岁。
现在很多孩子都有枪。他们会带着枪出去抢劫商店，或者带着枪在庄园里游行，传递的信息是:“别惹我。”但在1969年，这只是一个孩子在玩耍，所以这张照片给人的感觉几乎是预言。
7
“人们把我的工作叫做表演艺术，但我宁愿被认为是一个舞者，我舞跳得很好”
——
Bruce McLean
我对底座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圣马丁艺术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被告知雕塑应该放在地板上，而不是基座上——但我没被告知该怎么做。
后来，在1971年，我被伦敦布鲁克街外的艺术空间Situation邀请去做一个展览，我们的想法是每一到两天换一次展览。当时我是一名动作雕塑家，对雕塑进行“模仿”。我的一次性作品存在于大街上，而不是画廊。
有些人会称我的作品为“行为艺术”，但我不喜欢这个词。我是一个雕塑家，我做的是活的作品，我想要发展雕塑的本质。我宁愿被认为是一个舞者而不是一个表演艺术家——我是一个非常好的舞者。
我去泰特美术馆，设法从地下室借了大约50个底座。我把杂志上的照片放在柱基上，上面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吹风机或手表。几天后，我把基座运回了泰特美术馆，但还剩下三个。我想，我能用它们做什么呢?
我开始玩了起来，我想玩它们会很有趣。我在想底座是如何影响我的，我试着让底座决定我把脚或胳膊放在哪里。它变成了一种姿势，一种我一整天都在做的动作。有人拍了我的照片，我喜欢它呈现的样子。
这种情况鼓励了这种行为——它使年轻的艺术家们能够在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情况下尝试新事物，或者采取“坐稳不动”的方式。没有人会介意我做了什么。
8
“有一次我在滚石乐队的试衣间，米克说：“滚出去！我讨厌你！”
——
Herman Selleslags
我一直更喜欢滚石乐队，而不是披头士。我在1964年拍摄了他们，然后在1966年再次拍摄，当时他们在阿姆斯特丹进行了一场非常紧张的表演，情绪很差。我在他们的更衣室里，米克·贾格尔说：“滚出去，我讨厌你！”但如果你不苛求，人们很快就会忘记你在那里。我讨厌让人摆姿势，我又懒又害羞，不敢对米克·贾格尔说：“请站在那儿。”我更喜欢自发性。
这是我在1973年再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在安特卫普体育场面对16000人的演唱会，我被允许在舞台前为三首歌拍照，然后我不得不回到人群中。但是我有一个长焦镜头，我从人群中拍下了这张照片，那里是禁止拍照的。
米克看起来像个魔鬼，就在这一瞬间。当你工作时，你几乎注意不到你在看什么。但后来，你再去看就会想：这些东西中哪一个说的是真话？我拍的很多照片都是意外，但运气就像有轨电车，当它开过来，你就得跳上去。
9
“我是 Led Zeppelin 巡演的摄影师，鸽子落在罗伯特的手上，没有人能不装腔作势地完成这件事”
——
Neal Preston
据我所知，我是唯一一个为Led Zeppelin拍摄巡回演出的人。我当时只有22岁，当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落到我的头上时，我就知道了。
这张照片是在旧金山Kezar体育场的一场演出中拍摄的。舞台上有两个笼子，每个笼子里有六只白鸽。无论如何，罗伯特·普兰特的内心是一个真正的嬉皮士，所以我们的想法是，在“Stairway to Heaven” 结束时，我们放飞鸽子，以示对和平与爱的敬意。
但是当笼子打开的时候，鸟儿飞了出来，其中一只低着头从观众头顶飞过，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旧金山的空气——记住，那是1973年，很有可能是被某个无头苍蝇吸过了的。不管怎样，它回到了舞台，罗伯特伸出了他的手。鸽子落在上面，纯属偶然——这不是一只训练有素的鸟。它在那里停留了大约5秒钟。我很高兴它没有落在吉米·佩奇的手上或者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这是一个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用正确的镜头的例子，手上的鸽子以及纽卡斯尔棕色麦酒，这是如此的英国，如此的罗伯特。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而不显得自命不凡。但罗伯特是个乡下男孩，他在动物周围长大，长得像个懂自然的人。当然，他可能只是在想“你他妈的是怎么落到我手上的?”但我认为应该还有更多的原因。这是一种平静、理解和尊重的表情。
10
“专辑发行的那天，我在维珍唱片（Virgin Records）的架子前咧嘴大笑。我想我的前女友也很高兴，我从来没有透露过她的身份。”
——
Colin Lane
那是1999年末或2000年。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拍摄时装，我的公寓里到处都是衣服和道具。我在父母的阁楼发现了一个笨重的宝丽来，还找到了这只香奈儿手套，让我当时的女友给我当模特。
当她戴上手套，弯腰向前时，我知道这是一张完美的照片——简单、直接、生动，性感极了。没有想太多，我把它放在我的作品集里。
2001年1月16日，我遇到了 The Strokes 乐队，为他们拍摄。几周后，他们邀请我去城里转转，拍几张照片。他们的艺术总监打电话来，跟他们讨论专辑《Is This It》的封面，第二天他们要飞往澳大利亚，那是最后期限。幸运的是，我带着我的作品集，他们问我是否可以浏览一下。当他们想要用那张照片做封面时，我简直不敢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