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设计 - 在《造美之镜》里读懂民国摄影的东方诗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摄影迎来首个艺术繁荣期。当西方摄影技术遇上东方审美，一批文化精英以相机为笔，将诗意画境融入光影，开创了独具民族风格的“美术摄影”。徐希景的《造美之镜：民国时期美术摄影与摄影名家》便带我们重返这一艺术激荡的年代，透过影像回望一代人的审美自觉与文化自信。

本书依托丰富扎实的史料与321幅珍贵图片，紧扣民族化与现代性探索的核心主线，系统梳理了美术摄影在中国的兴起、发展与演变脉络。书中聚焦陈万里、刘半农、郎静山、吴印咸等八位摄影名家，生动勾勒出这一时期美术摄影的独特风貌，也完整呈现了摄影家们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创作历程——他们如何以镜头为载体书写文化身份、表达现代理念，成为书中的核心探寻。

作为研究民国美术摄影的重要著作，本书以珍贵一手文献与后人访谈为支撑，深度解读作品背后的文化融合内核与精神追求，深入剖析中国知识阶层对西方视觉媒介的接纳与转化过程，清晰揭示了民国美术摄影民族风格与美学特征的生成轨迹及现代转型路径。

全书精准回应了“中国现代摄影如何确立自身艺术主体性与文化身份”这一核心命题，不仅为读者打开了回望民国艺术激荡年代的窗口，其研究视角与结论对当下中国摄影艺术的发展也仍具重要启示意义。

民国时期美术摄影的民族化与现代性研究

（绪言选摘）

如果说19世纪中叶跟随西方列强殖民主义扩张的步伐传入中国的摄影是由“他者”构建了中国早期摄影的主体性，那么进入20世纪，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摄影则是以中国文化艺术界精英阶层和城市知识阶层主体建构的。

综观这一时期的中国摄影作品，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虽然有一部分摄影师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摄影的创作理念与创作手法，进行视觉现代性的探索，但是，民族风格的作品构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摄影的主潮，充满画意诗情的东方情怀的作品占据了绝大多数。当我们把这些摄影作品置于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原境中考察时，不难发现，当时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文艺界精英在文化艺术领域崇尚西学、学习西方，但又有着强烈的文化身份意识，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文人画风格的图式语言的沿袭有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身份宣示的意味，意在展现中国人的文化归属。就如华社摄影家、画家胡伯翔所说：摄影“亦为新兴之美术，其发挥美感，表现个性，实与其他美术无异。……观于各国美术摄影作品即可以想见其国民性与文化精神之一斑矣”。美术摄影也展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与文化精神，从中可以窥见一个时期文化人的精神性活动。

“美术”（fine art）是近代中国伴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传入，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而在20世纪初出现的新词。“美术摄影”则是民国时期对独具东方美学风格、彰显中国文化身份的“艺术摄影”的称谓。

五四运动以来，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批文化精英加入到摄影队伍中来，他们把摄影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成果加以接纳，出现了第一批热衷于摄影的业余爱好者，他们“想在照相中找出一些实‘来’”。而这些业余摄影家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传统艺术的意蕴、精神有着深刻的认识，又有着追求文人艺术的倾向，摄影就成了他们手中的笔墨，成为他们抒情写意的工具。他们在对这门新兴艺术的探索和实践中，既借鉴了西方画意摄影的视觉经验和表现手法，又融合了中国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象，使摄影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诗情画意”相融合，自然而然走向了美术摄影。美术摄影借鉴文人画的表现手法，从中国古典诗词中寻找创作灵感，模仿山水花鸟画的结构章法，追求诗意、完美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摄影家运用摄影创作出“中国画意”的独特韵味，走上了一条与西方早期摄影艺术发展相类似的仿画派摄影之路。陈万里在纪念刘半农的《谈半农的摄影》一文中，概括了刘半农对待摄影的价值观，其一为“消遣”，其二为“自我精神存在”。这两句话道出了美术摄影与中国文人艺术一脉相承，而不同于西方画意摄影的精神内涵。在中国摄影艺术的滥觞期，其发展既得益于康有为、蔡元培、徐悲鸿、张大千、丰子恺等文化艺术界大家的关注——他们为摄影注入了深厚的文化与艺术内涵，也离不开陈万里、刘半农及光社、华社、黑白影社等社团成员在创作实践上的积极开拓，更仰赖于刘半农、陈传霖、胡伯翔、林泽苍等人在艺术理论上的探索与总结。正是这些合力，推动中国摄影以机械复制时代迈向艺术创造的殿堂，为摄影艺术创作莫定了基调，树立了典范，并深刻影响了此后的中国摄影艺术风格。

这一时期的美术摄影，还与蓬勃发展的都市文化、商业文化及画报画刊紧密结合，跃升为现代性视觉表达的主要媒介。文艺界人士与报刊编辑以开放姿态接纳了摄影这一现代性工具。与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这一时期的摄影家在反思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将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性相融合，以期萃聚中西文化之精华。这种致力于文化融合的探索，正是该阶段中国摄影艺术现代性的显著特征。因此，伴随中国社会现代化、都市化进程而兴起的美术摄影，既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内源性建构，也有世界艺术发展潮流的外在影响，在现代情怀的内容取向与传统文化符码交织的视觉表述和图像呈现中，具有传统与现代之间矛盾的、共生的、相互依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早期摄影家把摄影作为消遣娱乐的业余爱好，又因着中国文化和艺术传统的视觉建构，中国摄影自然走向了民族风格的画意美学，而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西方的印象派摄影和现代主义摄影也潜移默化地对中国摄影艺术创作产生了影响。

这一时期美术摄影呈现出纷繁复杂、多元共生的历史样貌，折射出中华传统文化与外来技术文明交织融合的别样文化景观。本书将研究民国时期中国知识阶层对于摄影这种来自西方的视觉媒介的接纳、吸收，美术与摄影的互动激荡，梳理这一时期摄影艺术的发展历程和历史动因，对其价值进行客观定位，进而重构特定时代摄影发展的脉络，挖掘这一时期的摄影创作在民族文化承递演进中所做的贡献及其对当下摄影创作的启示。书中通过对代表性摄影家的研究，解读代表性作品的创作题材、表现手法、创作风格中蕴含的或明或暗的现代性诉求，从中寻找西方现代性以及这种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调和。

本研究获得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20YJA7 60093）和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FJ2018B135）资助，是“民族性与现代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摄影的文化身份建构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研究从民国画报画刊、摄影作品集，以及国内摄影收藏家、民国摄影名家的后人收藏的一手资料切入，内容分上下篇，上篇为美术摄影的形成与风格，下篇为美术摄影名家名作具体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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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摄影，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至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的摄影，是中国摄影艺术的第一个繁荣期，涌现出一批灿若星辰的摄影家，构建了一个时代的摄影芳华。本书的下篇美术摄影名家部分，选择陈万里、刘半农、郎静山、林泽苍、卢施福、吴中行、吴印咸、张印泉等八位摄影家作为研究个案。书中对这八位摄影家在1919年至1937年之间的摄影创作活动展开研究，为了兼顾个案研究的完整性，对他们在1937年之后的摄影创作和研究也适当介绍，通过他们的作品和摄影文论展现一个时期的摄影风貌。本书在原始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对这些摄影家后人的访谈等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