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想要以艺术来‘书写地方’的组织或个人而言，捋清立场、承认局限性、摸索出可行方案非常重要。
许三煌《看来树长这样》
2025—2026年，构树树干、构树纸浆、生丝、昆虫残片、化石，140 × 430 × 20厘米
展览现场
全文图片鸣谢抱朴FELT
其地有言
抱朴FELT，凯里
4月26日至6月20日
由许冰煌策划的展览“其地有言”是对抱扑·FELT“语言的形状”驻地季（2025年6月至11月）的回应。展览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是展示四位/组驻地艺术家黄若思、徐旭睿、heeh（何卉奇、贺天丁）与许三煌的创作；其二是“话外”部分，“呈现那些在田野与研究过程中被捕捉到却尚未完成处理的材料、问题和感受”（展览前言语），将展览延伸至这一位于黔东南的机构的自我定位和具体问题之上。因此，这不是一场常见的驻地成果汇报展，而是以展览的形式为成立两年多的机构所作的阶段性总结。
展厅的入口处陈列着策展人的一份“研究小结”，也是第一处“话外”回应。小结以贵州威宁县的苗族村寨石门坎为引，延伸出苗族社会语言文字的发展史；展品包括相关书籍、论文，以及策展人的文字总结。入口正对面挂着的一幅描绘歌师（传唱苗族古歌的人）翻山行走的插图，援引自人类学家简美玲《贵州东部村寨物语》（2022）一书。将二者结合起来观看，策展人在展览伊始给出的是一份语言人类学式的框架，将语言视作塑造当地社群、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中介机制和“活化石”。在黔东南，从民间口头传承，到传教士与知识分子的文字创制、记录与翻译，语言的“形状”——或者说语言及其载体（文字、古歌等）——在各方力量的影响下演变与传承。这一开篇的“话外”为展览提供了一个庞大而多孔的阐释入口，但同时也远远超出展出作品所涉主题，不免让展览效果有了滑向“文本大于作品”及“阐释重于观看”的风险。
展览现场
面对主题“语言的形状”，一些驻地艺术家采取了反思和谨慎的态度。平时穿梭于不同国度、没有固定居所的黄若思，在拍摄完她与当地孩童们的交流之后离开贵州，意识到“影像无法完全保存语言发生时的状态”。她在时隔近五个月后回到当地，为他们放映初次见面时拍摄的影像，并拍摄他们观看影像时的反应（《说过的话会不会记得我们》，2025—2026）。工作、生活于上海的徐旭睿的《指月之手》（2026）则在与当地人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对话的意义是一种“期望接近彼此的行动”。他与一匹白马从黔南三都县徒步至凯里，在展厅外一处废旧厂房的内墙上，用非惯用手题写“白马到此一游”。展厅窗口旁的一行文字提示调动观众走到室外寻找这处题写。
黄若思《说过的话会不会记得我们》2025—2026年，动态影像，15分钟展览现场
相较而言，许三煌与heeh的创作显得与这片土地更为亲近。许三煌向黔东南丹寨县的非遗造纸匠人潘玉华学习了古法造纸技艺，她的装置《看来树长这样》（2025—2026）的主体是多层纸浆叠加、干燥后形成的“纸张”，将一具构树树干及一些昆虫残片封存其中。这件作品看起来与语言没有直接关联，但据艺术家自述，构树在作品中既是树干，也是制作书写用纸的纸浆。双人艺术组合heeh的创作的是整场展览中最显切题的两件作品。《神话针线包·黔东南苗族古歌》（2026）中，一本构树皮纸制成的多层折纸针线包的内里，藏有一张张记录古歌里传说故事的手写文字碎片，观众可以在空白手工纸上续写故事。《何处等风来》（2025—2026）则展现了侗族大歌在当代语境中的张力：既是舞台之上的“民族风情秀”，也是侗族人的日常活动。在一个半包围式的投影空间里，观众可以拿起话筒跟唱。当电脑程序接收到一定的音量与时长的歌声后，便会“解锁”两个影像片段：一是侗族歌者在风情秀后台换服饰、化妆的场景，二是在坟头悬挂纸钱、纸幡的葬礼挂青仪式。在heeh的作品中，观众的参与改变了作品的“形状”，提醒我们：语言并非僵化的符号，而是活在传说、歌曲和身体律动之中。
heeh《何处等风来》
2025—2026年，双频彩色有声影像装置
展览现场
heeh的创作也回应了在展厅入口不远处的“话外”部分中，抱扑·FELT项目研究员孙其乐《我们如何进入地方？》一文对“语言的形状”主题的阐发：语言被各方力量塑造，主办方关注的是“何处发生了语言的重新组织”。空间另一位成员姜蕴珊与研究员李心怡在“话外”部分还展示了书写错误的汉字苗药名牌，以及李心怡拍摄的苗绣上的生僻异体字——这些都是语言被重新组织的“凭证”，它们和汉字与苗族的语言文字系统相遇后的双向借音现象，以及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于推广又废除后在民间残留的书写习惯等息息相关。她们的呈现直切黔东南的“地方”文化肌理在语言中的反映，及其受语言的塑造。
李心怡“话外”回应
展览现场
我很少会在一场展览里感受到一个非营利艺术空间溢出的努力和焦虑。诚然，在驻地艺术家的创作里，我真切体会到不同个体与陌生地域间的磨合过程，之中交织着迟疑、好奇和人文关怀的温度。然而，在策展人的前言写作以及展览中穿插的“话外”回应里，有太多的文字内容等待被放置于抱朴·FELT自身的机构语境中去阅读、理解和讨论，它们披露出一个居于“地方”的非营利空间如何在不断的自我校准中持续运转的痛苦；不过，要求观众在进入展览后接住并消化这番颇具分量、不太适口的自白，有着覆盖艺术作品表达的风险。尽管如此，我并不否认这种甚至是有些笨拙的披肝沥胆，相反，这种坦诚值得被嵌置在具体的行动之中，也值得被他人借鉴。对于许多想要以艺术来“书写地方”的组织或个人而言，捋清立场、承认局限性、摸索出可行方案非常重要。“其地有言”同时也提出了“展览”这一当代艺术生产机制能够拥有不同面貌的潜力——以一种将矛头对准自己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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