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好像配不上你，但我很喜欢”。

2025年11月29日，作家毛尖在小宇宙中文播客大会上如是回应许知远。彼时的许知远，刚以一句“我十分欣赏毛尖文字里天然的机敏与风趣，这点我始终难以企及。但如今我们对这种轻巧、接地气的表达，已经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随后许知远以一声轻叹结束。

毛尖四两拨千斤的回应迅速刷屏全网，一句轻巧直白的回应，恰好印证许知远口中泛滥的表达通胀：轻盈、戏谑、零门槛的短句成为全网流通的通用货币，厚重、沉潜、需要调动完整感知的严肃内容成了时代的“不合时宜”。而这段对话，成为了2025年末最值得观察讨论的文化事件。

我并不想评论任何一种文化选择，但想谈谈“这个时代好像配不上你，但我很喜欢”这句时代口号及其生产背景的冲动却总是存在的。我也想试着看看，能否在这个文化切片之下观察到批量生产它的算法流水线日常——不是简单的算法和平台，而是通过它们实现的一种分布式能动性——算法、平台产品与运营、数据标签体系、创作者、用户共同构成了算法“社会生命”的博弈平衡。

2022年下旬，在上海外滩的某个酒店房间之中，“互联网女工”SallyM刚结束一场直播项目。盯完后台复杂的上线流程与后台数据，打开项目的复盘空白文档，她瘫坐在沙发上，漠然地看着天花板。没有项目完成的喜悦，她只知道，她又为这个日活跃用户8亿+的平台制造了一点点数据波动，为用户提供了可以短期咀嚼成渣的热点内容。到了下一周、下下一周，没有人会再想起。而这，就是她创作的杰出“当代作品”：为数据山增高一米！

一种更深层的存在论眩晕摇摇晃晃地出现：当你发现自己生产的不是内容，而是数据；激发的不是思考，而是人性概率的神经反射；制造的“文化事件”不过是算法流水线上一个可被无限替换的耗材——那种工作的虚无感，比疲惫更锋利。时间，在此进入黑洞。

“一个热点文化事件的生命周期，究竟有多短？带动的内容生产与用户内容消费，是否值得大众投入自己的注意力？内容时效过去后，它们留给艺术行业的余响与延伸是什么？”

这些问题不是修辞性的，它们是生存拷问。

艺术圈热点无聊又循环往复：名人作品塌房、艺术家讣告刷屏、抄袭论战、晚学文化、动物虐待与环保争议、美术馆机构服务丑闻、网红展打卡产业链……任意一个微小切口都能迅速发酵为行业沉浸戏剧。平台用流量催化热度，大众主动或被动卷入无休止的反转，海量碎片内容裹挟了所有人去反复拉扯。平台制造一轮全民热潮，只需要短短几十个小时；海量点赞、转发、一键三连……数据层层堆砌之下，留给传统艺术市场、艺术传播、艺术教育的，则是旧生态无可挽回的塌陷。

年轻的从业者们已毫无包袱，乐于放下旧系统转战小红书、Instagram。每个人都知道，艺术作品的影响力、个人IP的价值、事业成长皆与粉丝量、内容数据、内容转化率息息相关。数字化上载新生已成定局，靠逃离、躺平式抵抗不过是一厢情愿。媒介结构性困境已是房间里的“大象”——所有人都看见了，无论愿不愿意，也都在它的存在下继续呼吸。

在这些趋近无限制造的流水线内容面前，困境已经闭环。前几年风光无两、横扫全球的网文小说、真人短剧，仅用一年就被AI漫剧替代了大半。把自己打造成数字人、蒸馏同事skill工作的比比皆是。小红书、抖音、B站、Ins上，AI生成的视频、笔记在各大内容、社交平台大水漫灌。今日的艺术现实可能明天就失效，此山之中似乎汹涌的数据拟像推到屏幕前，早就接纳碎片化内容、黑特·史德耶尔提出的“弱影像”（Poor Image / 均劣图像）的用户发现：虽然更差了一点，但都已经递送到了眼前，好像也不是不能看。

技术、算法、平台、资本们在切着“香肠”，通过渐进式推进、逐步蚕食内容的情感、视觉温度和“品味”底线，追逐着数据规模的最大化。但将所有都归咎于“资本”、“算法”或“技术”，是单薄的。更隐蔽的复杂现实可能是：这不是单向的蚕食，而是多方协商的渐进式重构和文化“将就”。对于此，作为一个艺术写作者，用行业话语体系归纳，大概是：这是一场格林伯格意义上“前卫抵抗”的溃败。

每次谈起“女工”生涯，我都笑称自己接受了互联网平台的“艺术再教育”。在这几年，我渐渐学会了紧闭自己惯于“批评”、淬了“毒”的嘴，将“open mind” 当作日常“三省吾身”的箴言，但教育的“铁拳”还是给我带来了几次震颤。

一次，我们圈定了一大批原始数据、内容品相还算过去的创作者与内容，跳出今日头条开创的算法归纳用户偏好——“让内容找到人”的逻辑，将它们推至更大、更复杂的用户池赛马，通过流量周期倾斜、扩大作者分层构建，试图调优推荐系统、筛选找到更符合平台流量逻辑&内容生态的优质作者，以及更符合大众口味的图文/短视频内容。但过了几周后，实验结果出来，艺术内容的爆款是一个关于草莓的超写实绘画作品。不是艺术大师真人出镜，不是流量可期的艺术知识科普，不是紧跟热点的探展内容，不是视觉炫酷潮流的头部kol，甚至不是下沉猎奇博眼球的农村壁画创作，而是一个平平无奇、不土不low、也没有画的好到哪去的超写实油画视频。点开它的后台数据，互动异常活跃，最高赞留言是一条“这才是艺术！不像那些用来洗钱、装神弄鬼的当代艺术”，一万多“user”（用户）为这句感叹留下了字节的跳动。当代艺术的“潮人恐惧症”在沉默的大多数中轻轻跃起水面，在安全的屏幕、数字交互空间，他们躲避被 “当代艺术”教育、被文化权威“道德绑架”，他们心中另有想法。

另一次，还是在疫情期间，为了接住内容、用户时长的黄金增长期，我们准备了一个综合的视频、直播接力扶持计划。在有限的时间里，每个内容垂类都紧急搬出了头部的创作者、有行业影响力的机构，巨额的流量等量地分给了各内容垂类。我工位左边负责体育的同学，稳稳的扶持、接住了“刘耕宏”的爆红，右边负责传统文化的同学“非遗”话题热度居高不下，对面法律的同学得到了某位“离婚律师”为女性离婚权益分析普法的高热cut，远处知识的同学负责的出版社们拿出了众多知名作家、学者的直播间专场。灯光、设备、专业运营团队、开播脚本、观众互动齐备，大家高效、精密、专业的运转着。而到艺术，我们找了几家头部机构参与，除了最后一家让志愿者提前做了导览排练、做了收音&镜头准备，其他的参与机构有让领导讲话导览的、有手持手机直播的，讲解导览生涩、尴尬、乏味到我在工位拽紧衣角，镜头晃得像是娄烨。等量的流量灌下去，播放数据、投流折损率是客观的。直播、短视频、社交媒体也许是不那么“高级”、内容也确实“速生速朽”，艺术也是真的“小众”，但和其他的文化、娱乐行业比起来，我们似乎还没跨入同一个“数字工业时代”，更遑论“公共教育”、介入批判“当代”。可以轻视、不屑、抵抗，那是艺术的“态度”。只是，“态度”如果没有扎根此刻、转化成务实的“行动”，把所有问题推给“算法”、“资本”或“平台”，那只能称之为“傲慢”与“甩锅”。

死去的记忆反复诈尸，脑中总是跳动着这些“丧气”时刻。我曾试图在记忆里强装镇定，复盘出一些自己的心得，还“震颤”一个“上价值”的可能。但到最后，徒劳无功。上一次如此，还是在大学泡图书馆时，满心期待地翻开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大作《艺术与文化》，看到的只有目录上满是“文化一般”“艺术一般”。

但转念一想，这位很少再被提起的“过气”老头和他的“过时”理论，此刻或许有了讨论的必要。毕竟现在，确实是到了“文化一般”“艺术一般”的时刻。

1939年，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在《党派评论》刊发《前卫与媚俗》，这篇文论奠定二十世纪现代艺术评判基准。他清晰划分二元对立体系：前卫艺术（Avant-Garde）依靠媒介自律、持续形式批判，不断向艺术纯粹性掘进；“媚俗”（Kitsch）是工业化催生的商业化消费品，囊括通俗插画、广告、流水线小说、娱乐影像等一切预制文化产物。

格林伯格对“媚俗”的定义一针见血：它是“替代性经验、伪造的情感”，是虚假审美的集合。媚俗预先消解全部审美门槛，把成品情绪直接投喂受众，免去解读作品必需的感知与思辨训练。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者，格林不止做美学区分，更将二者置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解读：工业扩张催生廉价大众文化，媚俗随之泛滥；而前卫艺术天然承担反抗使命——前卫是捍卫美学标准、抵抗消费主义带来全民文化“低能化”的核心手段。

他以俄罗斯农民观画的经典案例佐证：列宾写实叙事自带完整通俗剧情，观者无需训练即可抓取浅层共情，是典型“媚俗”；毕加索抽象作品以线条色彩构建表达，需要观者主动解码、投入思考，属于“前卫”创作。

格林伯格留下核心论断是：“如果说前卫艺术是模仿艺术自身的过程，那么庸俗文化（媚俗）是模仿它的效果。”也就是说：前卫钻研创作逻辑，媚俗只窃取最终情绪快感。

彼时，格林伯格面对的是“文化工业”的生产端——传统工业“媚俗”尚有工厂、资本、渠道作为边界，“前卫”把握上游供给则“策略”可成。在纸媒印刷、影视工业主导的时代，前卫依靠画廊、学院、小众圈层筑起隔离壁垒，守住独立审美阵地，即使代价是让前卫群体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只是，20世纪的格林伯格未曾预判的是，来自21世纪的UGC（用户生成内容）创作平权、算法推荐、AI生成叠加形成的毁灭性冲击。

互联网发展30余载，在微博/X/facebook、微信、小红书/Ins、抖音/tiktok、b站/YouTube等一众UGC内容平台上，站满了手握剪辑、写作、文本生成、图像生成、影像生成工具的大众创作者与内容消费者，AGI时代可能后续连提示词都不需要了。“创作平权”让依赖“艺术创作技术优势”“隔离壁垒”的阵地消弭殆尽，内容消费者用屏幕交互、数据反馈实现了对“前卫”自己的“抵抗”，而前卫的任务是对大众品位的抵抗。在这个过程中，“媚俗”被注入了新的能量、迭代重生，且实现了去中心化的全民共生：每一个用户既是内容的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我们要面对的，是从内容生产供给、算法流量平台架构方法、内容消费反馈、产品迭代、内容生产重塑的循环“现实”。抖音的推荐算法、小红书的搜索权重、B站的弹幕协议——这些平台层级的技术约束构成了新的权力中心。内容创作者不是在“自由创作”，而是在创作者后台的数据看板对内容生产实时校准、平台约束的规则框架内进行技术协商，而协商的结果就需要追逐“共识”——要么越来越道德保守，要么兵行险招、刻意猎奇冒犯——让参与者直接感受到艺术的“效果”。

与此相对的，厚重、复杂、需要沉淀的艺术表达因“低效”被算法持续降权。前卫赖以自保的“解读难度”——晦涩的艺术理论、深度的哲学思索、客观的技术立场、宏大的人类学-社会学批判——在流量体系中成致命缺陷。不是被明令禁止，而是算法通过精确计算后知道它无法完成大规模分发，判定其“受众”寥寥，然后这些内容就在系统中被“雪藏”了。

这种销声匿迹式“雪藏”和旧世界“隔离”“捂嘴”的破坏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格林伯格构建的“前卫”防线，仅剩符号价值——那些所谓的“态度”，在算法平台时代已无抵御能力。如果还拿着格林伯格的旧地图、怀抱“隔离大众参与”的话语权在新时代里找出路，无异于刻舟求剑。

法兰克福学派在1947年的荷兰提出了“文化工业”，批判资本将艺术标准化、商品化。而社交媒体时代衍生出更为精密的“算法工业”：它不止标准化内容文本，更直接标准化人的注意力本身。它以屏幕作为元媒介，在强调用户参与、交互性、去中心化的Web2.0时代，将所有人的注意力转化为可量化、可变现的流通商品。在互联网江湖里，流传着一句话——流量的终极战役是用户时长。为了赢下这场战役，蓄高时长的存量池，平台的系统工作围绕用户拉新、促活、裂变、用户留存而展开，DAU（日活跃用户数量）、PV（点击量）、UV（独立访问用户数）、CVR（转化率）等数字时代兵家必争的核心指标都与此相关。所有琐碎运营动作最终指向一套造神叙事：持续制造普通人逆袭的流量爽文，UGC彻底压倒PGC（专业生产内容）、OGC（职业生产内容），以此引导更多用户入局生产、消费内容，最终实现用户数量、用户时长的最大值。

人的注意力被长久的牵制在方寸玻璃之间，时间的高投入度让屏幕的交互持续改造人的感官器官与规训着社会行为、社会认同。哲学家们站在“算法工业”之外深入思索，批判身处当代的双眼沦为了只负责“咀嚼信息”的工具，失去深度凝视、共情交流的功能。但如果你从一个“互联网打工人”视角出发，深入工业系统内部观察，世界又是另一番天地：“算法规训”“人的异化”真实存在，但从来不是只负责“咀嚼信息”的工具。“算法工业”的平台背后，有产品、研发、运营、中台、商业化……每条流水线背后都有真实、具体的“人”在帮忙调整、测试、优化、迭代，这是一条需要高度配合、互为牵制的复杂工业系统，算法会被人为干预、会被人为打断。而平台显示的文化偏好与品味，也从来不是算法强权的单向输出，而是平台系统里参与各方复杂博弈的“结果”。它们会由负责产品、运营的大厂工作者主动催产丢到用户中形成反馈，也会是ugc自我生产、自我消费成型，也有原生内容与算法、运营工作者互为的加成，充满随机和不确定的偶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抖音、快手、小红书、b站的平台文化偏好与选择差异，本质上和中国社会的南北文化差异、东西方文化博弈无异，它们不过是真实世界地缘政治的另一种数字地缘政治文化重现。而另一侧，创作者在使用平台的过程中，投入的使用时长会重塑平台的算法偏好；用户在消费内容的过程中，亦是在训练、调整平台的数据模型；而“算法工业”的互联网“工人”们也在高投入的平台个人劳作中，将自己的文化品位、社会经验理解无形的注入了算法底层逻辑之中。“规训”身处多边网络，是共同进化（co-evolution）、共同迭代，是用时长的无限投入换取社会博弈的深度空间，深度凝视、共情交流安静地沉淀在代码交织的系统之中。

在这个背景下，“媚俗”不再是外部市场催生的文化向下，而是媒介技术底层自带的默认设置，是一种新的媒介“自觉”。无需刻意资本操控，只需平台持续优化流量、倾斜权重；无需强硬意识形态灌输，只需点击率、停留时长作为创作者在“算法工业”中得到传播、大众关注的核心考核。它自发的形成了一种注意力伦理：社交媒体搜索点击量意味着“社会公共价值认同”等于热点、热搜排名，完播率意味着“真实注意力”等于不滑动屏幕，互动率意味着“真实共鸣”等于点赞评论。所有的社会宏大视角，都被迫从传统人文社科凭感觉、权威认同的叙事过渡到了可量化的细致数据指标参照系统，即使，它们离完善、可信还很遥远。但似乎，对于作为社会中的精神建设一端——曾经那些“从来如此”“不可言说”的人文艺术美妙“信条”、捍卫的“前卫”美学标准、美术馆博物馆的空间文化权利——提出了更严苛的检验标准：对这个庞大的博弈平衡现实了解的程度有多深？如何能在算法“社会生命”的博弈空间中证明自己的价值？能提供什么来文化策略、美学体系面对“媚俗的算法迭代”？是融入或重构自己的“数据指标”系统，根据媒介条件重写“前卫”的算法？还是停留在“这个时代好像配不上你，但我很喜欢”的回响之中？

1995年，MIT Media Lab创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断定：“数字化将决定我们的生存。”还是在同一年，他给出了更具存在论意义上的行动号召：“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

今年元旦那天，我在自己的飞书签名、日记和工作笔记扉页上都写下了一句话：Thinking is cheap, bring me to the reality.

不是对思考的贬低，而是对“思考”与“现实”之间断裂的警觉。讳疾忌医式的口号抵抗、悬浮于数字社会现实的人文理想、维护“纯粹”的前卫姿态、对大众“参与的噩梦”的恐惧，无助于应对“当代”的现状。成为“技术内部的人”，提升在算法“社会生命”博弈平衡中的协商能力与分配权重，在算法迭代的媚俗腹地、技术尚未固化的缝隙中主动参与，好过站在原地死守隔离壁垒、感叹旧系统的失效、悲哀于时不我与、扼腕大众没吃过“好东西”。而最重要的，是勇敢地从自己的“舒适区”走出来，在“实践”中总结、复盘、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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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打边炉ARTDBL